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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傳統上著名的華人移民樞紐，同時也是除了東亞大中華地區以外唯一一個華人人口佔多數的國家。儘管中新兩國遲至1990年代初方始建交，但是，在最近的三十年裏，已有幾十萬中國新移民進入新加坡（最保守的估計為三十五萬人，另有學者認為，已有超過百萬的中國新移民生活在新加坡）。

在這一波中國新移民潮中，留學生、工程師、學者及其他領域的專業人仕（如媒體、中文教師等）人數相當可觀。同時，也有不少來自中國的商人在新加坡拓展事業，他們申請定居也相對比較容易。此外，為因應本地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青壯年勞動力不足，新加坡也從中國大陸輸入了不少從事低技術工作的外籍勞工，如建筑工人、餐飲業服務員等等。新加坡對外招攬人才的態度十分明確：歡迎海外高學歷、高素質、高技術或資深商業人仕加入成為新加坡社會人口結構的組成部分，而體力勞動者則只是一種跨國流動的勞動力商品而已，他們的定居意願受到新加坡移民政策的嚴格限制。

與那些前往世界其他國家的中國知識階層新移民不同，新加坡的知識階層新移民大都由當地政府所積極推進的人才引入渠道進入新加坡，因此，無論是在人數比例還是在批次規模上，都遠超其他國家。換句話說，新加坡的中國知識階層新移民在新加坡社會所佔人口比例相對較大，而且身邊擁有相同相似經歷的同儕也更多。量變帶來質變，這些中國大陸新移民在新加坡這個傳統華僑社會裡形成了獨特的新移民現象，也創造出與眾不同的新移民網絡和跨國生存空間。

在傳統商貿的基礎上，今天的國際經濟競爭更增添了知識經濟的角力。知識經濟為知識階層的移民提供了便捷、待遇優厚的常規跨國流動方式。因為在知識經濟框架裡，人的知識技能成為生產資料、勞動力和資本以外的另一項要素，主宰一個經濟體的競爭力。因此，能夠適應跨國流動的知識階層人才，就在競爭中的各國廣受優待。有意思的是，中國本身也在這場競逐中積極參與角力，而這些來自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他們在為中國帶來人才流失的同時，卻也在通過其他途徑為中國輸送價值，例如促進專業領域的國際交流、為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帶來國際合作機會、一部分人才最終選擇回國工作等等。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格局下，知識型人才的跨國流動，對出發地和抵達地都帶來影響。而且，由於他們的流動往往不是一錘定音，因此，這種流動所造成的影響也就變得更加複雜。

與商人不同，高學歷的專業人仕往往將精力投注於專業領域的工作，以及日常的瑣碎生活之中。由於工作類型的特點，他們不需要借助大量人脈拓展業務，而是只要保質保量完成手頭工作任務，即可得到安全乃至優渥的收入。因此，他們便安於身邊緊密的校友圈子，而這個圈子也基本上足夠滿足他們的日常社交需求。

同時，在與新加坡本地人的交往中，高學歷的專業人仕也不像商人那樣，需要努力拓寬自己的社會交往圈子。社交活動的功能性對知識分子和對商人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對於知識分子而言，社交是為了滿足個人情感需求，而對商人而言，社交則是拓展生意的必備工具。因此，知識分子滿足於身邊同樣來自中國的熟人圈子，而商人則渴望建立多元、廣闊的社交網絡。

在電話、網絡、航空運輸等方式的協助下，個人化的跨國聯繫已經足夠，老華僑和商界團體所熱衷的「省親團」、「回鄉訪問」之類的正式、制度化的聯絡方式對於這些第一代移民的知識分子而言，就成了在他們生活裏匪夷所思的事情。事實上，商人們熱衷參與的官方訪華之旅，主要是為了建立與中國地方政府之間的正式聯繫，以及私人交情，一方面為生意尋找新商機，另一方面也是積累社會資本，以備將來的不時之需。然而，對於不靠做生意吃飯的高學歷專才而言，這種社會資本對他們的工作發展用處不大，而且不少專業人仕也并不喜歡和政府官員打交道，因此，他們自然就對制度化的跨國聯繫興趣缺缺了。

互聯網對於新加坡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則是一種全新的跨國社交方式。龐大的中國網民及SNS（social networking sites）用戶群，日夜不停地為中文互聯網世界提供著各種各樣的資訊，成為了海外中文網路用戶獲取資訊的豐饒土壤。今天的中國留學生和高學歷專才，就是在習慣了徜徉於如此浩瀚的中文資訊海洋之後，才踏出國門，並在海外生活的過程裏，繼續透過互聯網維繫著他們與國內舊友的聯絡，同時也分享來自這個圈子的各種資訊。這種多元化的個人資訊分享，大大縮小了人們對時空距離的心理感知，也就增強了使用者對這種跨國分享方式的情感依賴。

來自中國的知識階層新移民在社會交往方面不同於有著悠久歷史的南洋華商社群，而是更多體現出現代都市知識精英階層的普世特徵：他們滿足於身邊關係親密的校友同學圈子；對本地社會和中國官方交往都缺乏興趣、甚少依靠「關係」拓展事業、僅保持與中國家鄉親友的私人聯繫；但是卻對互聯網上的中文世界表現出異乎尋常的情感依賴；同時，跨國求職就業常規化，又使得他們的朋友網絡遍及全球。這些特徵既源於都市化跨國主義的生活方式，又體現出新加坡這個積極吸納華人精英移民的國家獨有的現象，而且也越來越清晰地折射出中國大陸在華人跨國生存空間中日益重要的地位。

（學術會議論文全文發表於2010年5月中旬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海外華人研究生工作坊」，本文為簡略版，刊於香港《縱橫》雜誌，2010年7月號）

（本文是为《南方周末》中国精英移民潮专题所写的配稿，修改版标题为《中国如何面对精英移民》，限于篇幅略有删节，刊于2010年6月3日）

移民，并不是近代才出现的概念。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古已有之，上古时代印欧游牧民族离开南俄大草原的迁徙，古希腊在地中海各处开拓殖民地，唐宋时期阿拉伯商人频繁进入泉州港贩运丝瓷，非洲黑人通过奴隶贸易被送进新大陆的种植园，以及明清时期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人和劳工下南洋谋生……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伴随着这样那样的居民迁移，而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也在一次又一次的族群接触与碰撞中逐渐丰满起来。到了近代，远距离交通和通讯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仿佛突然收缩，“天涯若比邻”不再只是诗人的美好愿望，跨越大洲大洋的移民和团聚也渐渐变得稀松平常。

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国土疆界逐步明晰确定下来，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移民”也就随之应运而生。二战结束至冷战格局瓦解，国际形势渐趋平静，出国和定居海外不再意味着流离和逃亡，而是悄然成为普通人规划人生的一个常规选项。同时，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亚洲诸国在当代亦面临类似的境况：一方面，本地社会正在经历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等多层面的现代化转型（modernization）；另一方面，国际间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正方兴未艾，这一后现代的世界格局又为亚洲社会的转型增添了结构性的变数。

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国际移民，其中不乏作为社会中坚的精英阶层，通过留学、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等方式移居海外，大多前往欧美澳加等西方发达社会。于是人们不禁产生疑问：这些高素质人才往往都是耗费了本地社会十余年，甚至数十年的资源才培育出的精英，恰是当下稀缺的人力资本，如此轻易就流失海外，中国怎么办？其实，早在我们遇到这个问题之前，亚洲地区的不少社会也都经受过类似的困扰。

说到中国在亚洲的邻居，首先要把视线投向南亚的那只巨象——印度。大英帝国在南亚次大陆漫长的殖民历史，为印度留下了全套英文教育的传统。尽管难免带有南亚口音，英校出身的印度学生仍能直接与西方人沟通，听说读写都不成问题。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阶段，印度学生直接使用英文原版教材学习数理、财会、商贸、管理、医学等等专业课程，这使他们能够更容易地与西方社会接轨。加上海外印度人社群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跨国移民网络很自然地将大量印度青年才俊送往西方社会。从1960年代开始，印度社会也曾为人才外流而感到忧虑，甚至有人提议应对这类移民征税，以弥补本地社会的公共资源流失。不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印度逐渐意识到，移居海外的留学生和专业人士尽管远离故土，但是却没有中断与家乡的联系和互动，并且不断为印度本土及其国际形象输送价值。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印裔移民的侨汇多年来占据全球侨汇排行的榜首；海外印籍印裔学者和专业人士每年都为印度国内机构带来众多国际交流合作的机会；2000年《时代》周刊对美国各族裔移民进行评比，印度人被评为“最聪明的移民群体”，因为全美有超过20万印裔富豪，他们不仅富有，而且受过高等教育，同时，他们在硅谷及其他领域的突出成就，也令印裔美国人的正面形象时常上镜。这些事实渐渐平复了印度本土对于人才外流的不满，并开始视这类移民为一股潜在的积极力量。

除了印度，新加坡也是一个值得参详的近邻。自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建国以来，这个岛屿国家经历了一段颇为艰难的挣扎求存时期。新加坡人口以华人为主，是周围穆斯林海洋中的华人孤岛，在区域国际族群政治中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同时，新加坡又是历史上华人移民的重要枢纽，有着广泛的跨国华人网络联系。因此，许多本地华人中产家庭往往抱有强烈的不安全感，通过家庭团聚、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前往英美澳加者颇众。对于一个仅有数百万人口的小国而言，这样广泛的社会中坚人口流失显然不是一件好事。于是，新加坡政府一路来都很重视吸引海外高素质移民。例如，新加坡在中国大陆、印度和东盟国家分别设有专项奖学金，全额资助这些国家的资优学生赴狮城修读大学本科。根据奖学金合同条款，学生毕业后需留新工作，一般以三至六年为限。那么这些外国学生是不是都会留下来定居呢？显然不是。不过，即便有为数不少的学生最后选择离开狮城，但是在这个南洋小岛旅居近十年的经历，却在他们的生命里留下抹不去的印记，从而使新加坡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跨国网络及社会资本，也成为这个蕞尔小国彰显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元素。

在华人移民脉络里，台湾亦是不得不提的个案。从两蒋时代开始，留学海外就是不少台湾普通家庭对其子女的最高期待。由于早年两岸局势变幻莫测，许多台湾留学生纷纷定居海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国留学的高潮时期，只有20%的留学生学成返台。这一波人才流失以1979年为顶点，当年回流的留学生仅占8%。尽管如此，由于当时的亚洲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台湾经济并未因知识型人才外流而受挫，仍然能够飞速发展。到八十年代中期，台湾的人才外流速度开始放缓，而1985至1990年间，留学生的回流比例则爬升至33%。紧接着，台湾迎来了产业结构提升的挑战，劳动密集型企业式微，知识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于是，回流的海外专才尝到了“百年不遇我逢时”的甜头，台湾岛内的高科技产业也因此得到长足的发展。不仅如此，近年来台湾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大量留学返台人士加盟本地高校，着实打造出相当整齐的师资团队。

看过以上的亚洲经验，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大陆在面对人才外流的问题时，一点也不孤独。中国大陆人才外流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在时间上晚于上述亚洲社会。正因如此，我们在人才策略方面应对本土产业结构提升的挑战显得更加紧迫。然而，尽管人才回流对移民输出地十分重要，但是“回流”这个决策却未必能为这些出国多年的专才本身带来直接收益。简而言之，一位硕士毕业的工程师在美国的收入，一般情况下高于他在中国大陆就业的收入，更不用说，今天大陆年轻人还面对高房价、医保体系不完善、独生子女赡养父母等诸多经济压力。因应这些挑战，中国大陆近年来已经陆续开始推行一系列吸引“海归”专才的优惠政策。在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及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的基础上，200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推出了吸引青年科技创新创业人才的“千人计划”，预计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吸引千名左右海外高层次人才到中国工作，并建立40到50个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基地。此外，由中央及地方多部门合办的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从1998年开始就成为常规活动，通过驻外使馆、学生学者组织等机构全球招募高端人才回流。与台湾曾经走过的发展轨迹十分相似，今天的中国大陆不仅面临产业结构提升，而且也在大幅扩张高等教育的覆盖率。这些都为海外华人华裔专才回流提供了多元的就业机会。尽管目前实际回流人数还很有限，不过，乘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势头，尤其是经历了2008年底的金融海啸之后，“回国”已经越来越普遍地成为留学生及专业人士的备选项。

由于历史因缘，二战后的发展中社会遭遇到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交叠，致使社会的结构转型更加剧烈和复杂。精英人才流失并不只发生在中国大陆，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台湾、印度等地都经历过类似的担忧，并渐渐从焦虑中走出，用更加超脱的思维来看待全球化和跨国移民现象。美国印度裔学者Anjali Sahay在她2009年出版的新书Indian Diaspora in the United States: Brain Drain or Gain（印度裔移民在美国：人才流失还是获益？）中，基于经济学理论提出对人才外流现象的四项共通性推论：1) 发明与创新是无国界的；2) 经济全球化与资本运转使得技术型劳动力不再只循单向流动（发展中社会去往西方社会），而可能有多元流向（在不同国家社会之间往复流动）；3) 有关资深技术移民，无论从国家还是个人层面，核心考量仍是经济得益；4) 根据薪资与利润的边际生产率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 of wages and interest），在人口基数庞大的移民输出国，没有出国的民众之福利并不会因为移民外流而受到影响，因为外流移民在带走他们产值的同时，也带走了他们对原居地社会的索求。Sahay是基于经济学角度提出以上的论点，而在移民研究的社会学领域，目前主流观点也是强调全球化时代跨国网络所建构出的跨国社会空间，以及由此带来的跨国社会资本积累，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与货币资本(monetary capital)之间的转换。人才外流不再只是人们眼中的资源流失，“人才获益”（brain gain）、“人才流转”（brain circulation）、“软实力”（brain/soft power）等概念已逐渐取代了“人才流失”。

今天，我们周围其实早有众多经验可资借鉴。我们可以学习印度，强化故土与海外侨社的联系，因为海外网络就是社会资本；我们也可以学习新加坡和香港，全面打造国际都市以吸引跨国财团，透过企业入驻带来整个海外精英团队……总之，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的吸引力，让现有居民不愿离开，令海外精英趋之若鹜；如果因为担心人才流失而限制人口流动，那就是背离世界大趋势的因噎废食之举了。

3月27日下午，去城市大学听了一个公开论坛，关于香港发展私立大学的方向、策略与政策。三位主讲嘉宾分别是港大教育学院的程介明、教育局副秘书长李美嫦，以及港大专业进修学院院长李焯芬，参与讨论的还有香港公开大学校长梁智仁，以及明爱徐诚斌学院及白英奇专业学校校长关清平。现场参与的人大都是教育界及商界来的。

我比较有兴趣的，其实不是这次论坛的主题“私立大学”，而是相关的香港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问题，一来这跟我目前课题中的新加坡留学生现象有很多可比之处，二来，这也与我有兴趣关注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相关。

首先，大家普遍认同，发展私立大学是香港高等教育的一个趋势，因为教育是一项投资回报周期相当长的事，并且回报并不会直接发生在校园里，所以单靠政府公帑资助，长远来说不是办法，也会使得社会资源（community resources）空置。而随着未来私立大学越来越多，本地高教学额也会大幅增加；但是同时，香港是一个面临严重老龄化的社会，这几天还在吵一些中小学收不到足够生源，即将被迫关停的问题，也就是说，本地生源数是在迅速下降。这就意味着本地学校必须得想办法吸引外地生源。当然，区域教育枢纽一直是香港这些年力争建设的目标，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也颇受关注。不过，李焯芬很实在地指出，香港高教的“国际化”其实应当主要着眼亚洲地区，中国大陆是最大的客户，然后是周边的东亚、南亚及东南亚国家，而不必指望真能有多少欧美学生来港留学。换句话说，大量外地学生来港求学，是香港高教发展可预期的一个现象。

不过，如果摆开教育界的思维框架，改以知识经济下整体人才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待“吸引外地学生”这件事，高素质人才的去留就成为耐人寻味的话题，而星港两地又会立时被摆在一起品题。新加坡政府的移民政策目标明确：对于旅居新加坡的高学历、资深专业人士，以及本地大学毕业的本科生，移民局给予居留方面的绝对优惠，甚至是直白的邀请函寄至府上，邀请你申请永久居民身份，随信附上申请表格（不晓得有没有附免邮资的回邮信封？）。而香港呢？前两年才刚刚放宽留学生毕业后留港找工作的时间至一年，放宽之前，哪怕你在香港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也只有三个月时间揾工，找不到买主，那就请卷铺盖走人吧您内。同时，香港的永久居留权要求申请者在港连续居住达七年，而七年之后，无论你是来自顺德乡下投靠居港亲友的农民，还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高薪律师，你递交的申请基本上都会获准，高学历和资深业界经历或许能让你更容易地进入香港，但是在获得永久居留权方面，却体现不出任何优势。“优秀专才计划”？如果你真的是郎朗、李云迪那样的人才，其实并不需要通过申请这个计划，只要找得到本地雇主，续满七年工作签证，你一样可以成为永久居民。

尽管全球化时代高学历人才的跨国流动成为普遍现象，但是，跨国生活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却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当一个优秀学生动念想要外出求学的时候，留学地是否能够提供一整套“求学->就业->安居”的完整图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地方对外地学生的吸引力大小。香港目前实行的人才引入政策，并没有为高素质专才提供多少便捷定居的优惠，在知识经济环境下“抢人才”的竞争里，着实已经输了新加坡一大截。

在我读高二那年，历史老师曾经多次鼓励我们，读大学要离开福建省，去其他地方升学：“本科要读四年，四年的时间足够你去认识和了解一个陌生的城市，以及它的文化。不要留在福州，最好也不要留在福建省，出去看看，能开阔眼界。”当然，福建沿海是历史悠久的侨乡，外出谋生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很大一部分同学在高中毕业之后，就去了其他城市，后来又陆续有不少人继续出国求学。毕业之后，有人回到福州安居，更多人则留在外地求职。家乡，对于许多人而言，逐渐成为一个情感的牵挂之处，却不再是日常生活的所在。

与此同时，积极的人才战略也日益成为城市乃至国家发展的重要考量。香港，从上世纪末开始逐步扩招内地学生来港就读本科及研究生，并于近年放宽内地生毕业之后留港求职的签注时限。香港研究资助局更于2009年推出的精英博士奖学金计划，为入选者提供每月高达两万港币的奖学金，辅以每年一万元的额外研究补助。新加坡，则是由国家教育部与中国政府直接签订合作协议，每年从中国大陆的中学大学定点招收不同年龄段的优秀学生，给予全额奖学金，吸引他们来到新加坡升学，并在毕业之后留新工作。留学生在新加坡获得本科学位之后，立刻就会收到移民局寄来的永久居民申请表格，邀请他们定居。我在新加坡访问过几位年轻的中国学者和专业人士，他们在中国读完本科，在美国或其他国家获得硕博士学位，然后又经过国际人才招聘活动，得到了新加坡的工作机会。在被问及“将来如何打算”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明确表示，未来在哪里落脚还是未知之数，要视机遇及个人职业发展前景而定。而新加坡，很可能不是他们将来扎根的地方。全球化加上知识经济，人才流动成为常态，而如何吸引高素质人才定居，则成了各地政府挖空心思制定政策的一大目标（参见：许伟刚《坚持长期吸引年轻海外人才》，《联合早报》2010年3月1日）。

这是一个旅居的时代。

香港政府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近日在香港公开大学与学生交流的时候，呼吁年轻人应积极出国长住，以拓宽视野。“梁振英演讲时说……鼓励大学生若有少许经济能力，应到外地居住一段长时间，了解不同地方文化，拓展视野，突破自己，以免成为井底之蛙，只限于本港就业。”（以上引自《明报》2010年3月2日报道）在旅居的过程里，我们走出已经谙熟的世界，接触“他者”的思维逻辑和人情风俗。文化和认知的碰撞不可避免，但是在碰撞发生之后，你会选择抱怨、不屑、感觉受挫，还是选择好奇、探索和学习？同样，在碰撞发生之后，你又会如何反观那个旧的、谙熟了的世界？有次在欧洲和一位上海女孩一起旅行，她已在巴黎居住多年，聊到香港，她很是忿忿地说“香港人真讨厌，干吗要讲广东话啊？应该规定他们必须讲普通话！”然而转过头，就听见她跟朋友很高兴地用上海话谈天说地。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离开家乡求学谋生，已然成为一种普遍的发展轨迹。而这种旅居状态何时结束，每个人的轨迹却不尽相同：有些人很快决定在某处落地生根，有些人则一垒又一垒地寻寻觅觅；有些人在结婚生子之后终于安定下来，而另外一些人却终其一生都在几个base之间来回穿梭；更普遍的状况，则是有些人身在此处，内心的认同却始终牵挂于彼端。这不仅仅是长途交通及通讯技术发达的产物，同时也是一种跨地域、乃至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的生活形态，深远地影响着今天人们对周遭的认知，以及对自身的反思。旅居并不是简单地从一地前往另一地，而是进入一个陌生、甚至与自己既往生活体验迥然不同的社会，开始新的探索。“旅”不是单纯的旅行，“居”也不是单纯的居住，而是牵涉到生活中的种种抉择机遇与琐碎细节，历史脉络与时事变迁，以及旅居者对生活游历的细味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