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四年，Claudia一直跟我在同一间研究室。去年她博士毕业回国去了，不过她的故事实在很多，我觉得有必要写一写～～

Claudia是意大利人，在香港读的博士，现在在Bologna大学教国际关系、亚洲概况，同时给几个本地媒体写专栏。她硕士毕业之后，到香港来实习，在香港认识了她现在的老公Marco。Marco当时是意大利驻港领事馆的外交官。实习结束之后，她就义无反顾地跑来香港读博士了。

她刚来香港不久，我就很惊奇地发现，这个洋人居然已经对途径港岛中环半山的小巴线路很熟悉了。我问她：香港小巴从来不报站，甚至也没有固定的线路跟站牌，我都经常搞错，你怎么弄清楚线路的啊？？她哈哈哈地笑着说，很容易啊！我周末的时候常常随便跳上一辆车，坐到哪儿算哪儿，然后再找车回来，很快就熟悉了嘛。

没多久，她就介绍Marco给我们几个同学认识。很快我就发现，这两个家伙简直是天生一对！两个人都很喜欢旅行，喜欢去探索各种陌生的东西。他们会在周末的时候搭巴士跑去黄大仙，屁颠屁颠地看人家在庙里祭拜红白喜事，拍一堆照片，然后礼拜一在电脑上一张一张问我，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有一次她非常不解地跟我说：

我知道你们中国人用竹笋做菜，我也吃过，很好吃。可是我昨天在菜市场看到他们卖竹子——一整根的竹子啊！竹子怎么吃？？？

我想了想，问：你看到的那种“竹子”是紫皮的么？

她：是啊是啊！

我：那是甘蔗，你买一条来啃一啃就知道了……………………

欧洲人的带薪假期很多，大家都知道的。驻外领馆也一样。而我们centre反正不要求学生每天都去研究室。所以，Marco一有假期，他俩就会溜去香港以外的地方玩儿。日本、印度、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当然还有中国的北京、上海、西安、桂林、苏州、深圳、广州、中山……每次从中国城市回来，一定也会带一些照片，让我给解释：比如，新疆餐馆门口一摞一摞的馕、桂林竹筏上的鱼鹰、西安的羊肉泡馍，之类之类。有一回他们说，想去看看中国普通的乡村到底什么样，但是中国的长途汽车和火车系统让他们很头痛，问我能不能趁周末带他们去广东走走？于是我们一起去了中山的某个普通村落。在河边一座庙宇门口的大树底下，他们俩跟一群村子里的小孩嘻嘻哈哈地打闹了一会儿，又左拥右抱地跟他们拍照。然后走到村头的麻将馆，Claudia跑进去围观老公公老婆婆搓麻将掷牌九，过了一会儿笑嘻嘻地跑出来，跟我说她大概看明白怎么玩儿了——真是让我这个棋牌白痴情何以堪……

哦，忘了说，Claudia自己的博士课题就是关于中国和印度的政治经济比较研究。而她对中国的兴趣显然更大。所以，她也常常拿一堆关于中国的问题来问我。比如说，习XX的老婆是部队的，但是为什么又是演员？我就得给她解释“文工团”、“总政歌舞团”是什么东西，顺带介绍了一下春晚。还有很多很多奇怪的问题，我一时记不起来了，回头想起来再补吧。

在西方人里面，这两个家伙也算是很有勇气尝试各种亚洲菜式的adventure eater了。除了不太能吃辣之外，他们对鸽子、狗肉、内脏、乌龟……这些洋人怕怕的食物基本上来者不拒，Claudia还特别爱吃广东人做的蛇羹。去年，他们离开香港回去意大利了，从此Claudia患上了严重的中国食物思恋症。大概忍了半年之后，终于忍不住了，她开始在facebook上问我怎么做馒头。于是我就画了这个馒头教程给她。接着，她又要学包饺子。我说饺子比馒头难很多啊，漫画恐怕很难教会你。她知道我家里常常自己包饺子吃，就央求我说，你爸妈包的时候，录相给我吧，好不好？这个容易啊，我就录了几段视频，给她刻成光盘。

去年底，他俩去菲律宾度蜜月，顺道来香港参加Claudia的港大博士学位颁授典礼。我还没把光盘拿给她呢，她已经两眼放光地问：Jean，那些煲汤的干货汤料在哪买？？我以前看到你买了放在研究室的，你说你带去新加坡送朋友的那种，我准备带一些回去！原来她已经野心勃勃地写了一张食材清单，除了各种汤料之外，还要买桑寄生和莲子煲糖水，又要买包饺子用的擀面杖……我带她去西环正街的“美味栈”买汤料包，她看到其中一种汤包里居然有海马干这么神奇的东西，非常高兴地买了好几包，又挑了一些猴头菇、鲨鱼骨、花胶、响螺之类的搭配。看着她拎着那个巨大的袋子，我实在很想知道，她的意大利客人们看到汤里飘着几只海马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勇气把汤匙送进嘴里…………

那次他们约了我们几个港大的同学一起吃饭，在铜锣湾的泉章居吃客家菜。席间提到Claudia在中餐烹饪方面的冒险，我们一致要求Marco给予评价。

Marco故意摆出一张痛苦万分的表情，说：我求你们了，别再教她啦！尤其是你，Jean！你知道的，你们教得很高兴，她学的很高兴，但是这里这么多人，只有我是受害者啊！

我赶紧趁机问：那上次Claudia做的“中国面包”（馒头，我们用的词是Chinese bread）怎么样啊？？

Marco：呃……那是“面包”（bread）没错，至于是不是“中国的”（Chinese），我就不确定了…………

于是Claudia的巴掌向Marco的手臂招呼了过去………………

今天晚上，Claudia又在facebook逮到我，很高兴地跟我说她终于在罗马找到了一家不错的华人食品店，而且居然买到了速冻水饺、酱油、芝麻油、蚝油，以及red bean pasta（我不确定这是虾米碗糕……），而且跟她在香港百佳超市看到的牌子一样。然后，她blablabla连续问了三个菜式：一，怎么下饺子？还是煎一煎它比较安全？还有，蘸饺子只要酱油就可以了吗？二，老火汤是不是要用慢火煲很久很久很久？三，桑寄生莲子茶，要煮多久桑寄生？什么时候放莲子？得搁多少糖？要用多大锅子？……我一边回答她一边继续接着追问各种细节，如此往复了差不多半小时，除了桑寄生莲子茶我没有经验之外，其他问题总算都搞清楚了。然后她又说，我现在给Raees（我们的另一个同学，香港本地人）发手机短信，问她怎么做桑寄生茶，因为她不在线。然后我才知道，这个勇敢的姐姐一口气请了六个客人，加上她和Marco，一共有八只小白鼠等着吃她的水饺、老火汤和桑寄生莲子茶初体验………………囧！！！

Claudia欢天喜地地跑去准备食物之后，我很是替Marco担心了一把。不过最后我想好怎么安慰他了。如果他又要抱怨，我就要跟他说，嘿，Marco，你知道吗？你为意大利人民对中国的兴趣和了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耶～～～想想跟你同名的Marco Polo！！你还是外交官哪，对吧，Marco？？

嗯我怎么好像已经听到Marco的喷嚏声了………………XD

新加坡一个关注外籍劳工的电影艺术团体Migrant Voices前阵子推出了第二届新加坡Migration Film Festival，9月11日在City Hall附近的Substation Theater放映了一系列关于流动人口和劳工的电影及纪录片作品。

H.O.M.E.和HealthServe的朋友事前就告知我这个消息，并且在facebook上邀请我参加放映会。仔细看了他们的影片介绍之后，我选了晚上那一场，因为其中一部微型纪录片与我的课题直接相关，记录的是新加坡小印度这个地方汇聚的劳工，其中就有来自中国的工人。

这部片子的片名是Confluence of Lands，中文名为《汇流的土地》，导演Jenny Chan。片长仅17分钟，但信息量丰富，也很好地呈现出小印度这个多元种族社会里传统的“族群飞地”（ethnic enclave），在今天面对游移客工的新局面。

要想了解这部短片的背景，先要介绍一下新加坡的人口族群比例。如下图所示，在新加坡500万总人口中，377万人为公民或永久居民，另外130万以上是持各种准证在新加坡工作生活学习的non-residents。在本地居民（pr+citizen）中，华人人口占四分之三，而印度人仅占不到一成。不过，实际上本地130万non-residents中，来自南亚（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地）及中国大陆的外籍劳工却占相当大的比例——遗憾的是，新加坡政府从不公开这项数据。Little India（小印度）则顾名思义，是这个华人为主的社会中，印度及其他南亚裔居民聚居生活的地区。

因此，Confluence of Lands这部短片所记录和讲述的，正是发生在小印度的移民客工故事。

一位孟加拉中年人，十多二十年前以劳工身份来到新加坡。经过十来年的打拼，终于定居狮城，并且开了一间小小的杂货铺，店里出售的主要是孟加拉常见食物和食材。店里的顾客，也主要都是居住在小印度的孟加拉人或印度人，其中不少便是和店主早年同样身份的客工。这样一家几乎是home away from home的小杂货铺，店里的两个雇员，却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人，Chen Yao和Shen Guangqian。由于新加坡劳工部的外劳准入限制中规定，在本地从事服务业的外籍雇员仅限来自马来西亚、香港、澳门、南韩、台湾以及中国。因此，店主无奈之下只得求助于跨国劳务中介，于是这两名中国人就作为中国的“对外劳务输出人员”，来到了新加坡的小印度。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当中国方面的中介公司在向Chen Yao和Shen Guangqian推销这份跨国工作合约的时候，却并没有明确告知，这是一家孟加拉人的店铺。于是，两个来自不同省份的中国人，满心以为自己将要去一个华人为主的社会，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每天打交道的老板和顾客，都是深褐色皮肤的南亚裔人。语言障碍带来了沟通上的隔阂，Shen Guangqian说，语言不通，就没法进行情感上的交流；情感上没有交流，遇到问题就会很难办。不过，熬过最初的震惊和不适应之后，他们两人也逐步习惯了小印度的工作生活。只是面对镜头侃侃而谈倾吐衷肠的二人，在他们的孟加拉雇主眼中，却是“不怎么说话”的雇员。

与这两位中国客工类似，小印度同样聚集了大量来自南亚的客工。他们有的已是大学毕业，在家乡找不到工作，才远赴新加坡成为劳工。新加坡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凭着每天12小时体力劳动，就能为自己和家人挣上一个美好未来的国度。影片的后半部分，拍摄者在小印度竹脚中心附近访问了多名来自南亚的劳工，将他们来到新加坡的动机和愿望也呈现给观众。他们身在异国的乡愁，在小印度这个南亚社群找到了些许寄托，这里贩卖他们熟悉的食物、服饰、影音娱乐、生活用品，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也都有着和他们一样深褐色的皮肤、卷曲的黑发、浓重的乡音。这里不同于新加坡的其他地方，这里是小印度，是“小达卡”，华人才是这里的“少数族群”。

而Chen Yao和Shen Guangqian，正是在这个南亚客工寄托乡愁的地方，在一个华人占多数的社会里，以“少数族裔”的身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导演Jenny Chan以“Confluence（汇流）”作为本片的题眼，将来自中国和南亚的两股客工汇聚在新加坡小印度的撞击凸显出来。这是极有趣味的族群选题，既背靠着新加坡深厚的多元族群历史渊源，同时又体现出全球化劳动力市场的最前线风景。能够在短暂的访问过程里现场观看到这部影片，并得Jenny赠送DVD拷贝一份，我深感幸运和感激。

不过，对于“汇流”这个描述，我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想要追加。不同于新加坡官方一路来宣导的“族群融合”，本片选用“汇流”这个定位，着实令人眼前一亮。“汇流”并不等同于“融合”。一方面，族群之间的差异并不是主观想要融合就能够办到的。恰如片中Shen Guangqian所说，语言是与情感直接相关的工具。事实上，在新加坡社会，即便是来自中国的中产阶层新移民，哪怕已在新加坡生活了十几年，全家都加入了新加坡国籍，这些与本地人语言沟通无碍的人，大部分依然未能真正和本地新加坡华人达致亲密无间的融入状态。相反，他们最交心的朋友，也仍是跟自己有着类似移民经历的中国新移民。由此可见，在语言之外，文化背景亦是影响融合的一项要素。另一方面，除了语言和文化背景，新加坡本地对于外来移民的吸纳，其实有着很鲜明的阶层分野。新加坡政府虽然大力提倡国内族群融合，但是那些宣导实际上仅仅针对已经取得本地永久居民身份或公民权的移民，而这些人大都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优渥的收入和宽裕的家庭经济条件。至于那些需要时时续签工作合约和工作准证的外籍劳工，他们其实只是新加坡政府眼中十分“工具化”的外来劳动力而已。政府的希望只是减低这个人群在本地社会的犯罪率，至于他们的生活和感受，能维持基本的人道标准已属难得。因此，鉴于语言文化背景和本地社会的移民政策，小印度的中印劳工”汇流“的确是近在眼前的现象，而”融合“，却还远在天边。

此外，即便是同样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中产阶层的留学生、专业人士和商人，其实也与草根阶层体力劳动者（建筑工、餐馆服务员、厨师等等）泾渭分明。我在新加坡访问过几十位中产阶层新移民和草根阶层的劳工，他们的社交圈子基本没有重叠。中产阶层生活在自己的同事和老同学圈子里，怡然自得；劳工们每周工作六天至六天半，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一个月仅有的2～4天休息时间，好好补补觉、跟同住的室友去附近街上走走，也就过去了，压根谈不上什么”社交“。我忽然意识到，这种阶层之间的森严壁垒，其实对于我是多么熟悉啊——在中国大陆的城市，我们不是也每天生活在这种二元隔绝的社会阶层生态里么？城市里白领与农民工的生活之间没有交集，这难道不是大家早就习以为常的状态了吗？全球化不仅为中国带来跨国的人口流动，将大量的跨国求职者输送到海外，而且也将中国社会自身的阶层分野照搬到了海外的中国新移民社群之中。当这种投射发生在新加坡这个小岛上，历史的对照就显得如此鲜明：早年”下南洋“的中国人，大都来自东南沿海的乡村，因为土地贫瘠人口稠密，不得不远赴海外讨生活。至于后来风生水起腰缠万贯的南洋富商，白手起家筚路蓝缕几乎是每一个华商家庭的基调。而那是一个尚未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和技能这些”可携带的技术“（portable skills）尚未主宰移民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今时今日，中国本土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迅速产生了阶层分化，而这种分化，又随着出国潮涌向海外。当中国本土的教育和社会资本为特定阶层所垄断，那些草根的人们，又能怎样改变自身的社会阶层地位呢？连素来高唱主旋律的人民日报都报道了这个现象，新加坡中国移民及客工社群中的阶级分野，至多只是一个海外的缩影而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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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傳統上著名的華人移民樞紐，同時也是除了東亞大中華地區以外唯一一個華人人口佔多數的國家。儘管中新兩國遲至1990年代初方始建交，但是，在最近的三十年裏，已有幾十萬中國新移民進入新加坡（最保守的估計為三十五萬人，另有學者認為，已有超過百萬的中國新移民生活在新加坡）。

在這一波中國新移民潮中，留學生、工程師、學者及其他領域的專業人仕（如媒體、中文教師等）人數相當可觀。同時，也有不少來自中國的商人在新加坡拓展事業，他們申請定居也相對比較容易。此外，為因應本地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青壯年勞動力不足，新加坡也從中國大陸輸入了不少從事低技術工作的外籍勞工，如建筑工人、餐飲業服務員等等。新加坡對外招攬人才的態度十分明確：歡迎海外高學歷、高素質、高技術或資深商業人仕加入成為新加坡社會人口結構的組成部分，而體力勞動者則只是一種跨國流動的勞動力商品而已，他們的定居意願受到新加坡移民政策的嚴格限制。

與那些前往世界其他國家的中國知識階層新移民不同，新加坡的知識階層新移民大都由當地政府所積極推進的人才引入渠道進入新加坡，因此，無論是在人數比例還是在批次規模上，都遠超其他國家。換句話說，新加坡的中國知識階層新移民在新加坡社會所佔人口比例相對較大，而且身邊擁有相同相似經歷的同儕也更多。量變帶來質變，這些中國大陸新移民在新加坡這個傳統華僑社會裡形成了獨特的新移民現象，也創造出與眾不同的新移民網絡和跨國生存空間。

在傳統商貿的基礎上，今天的國際經濟競爭更增添了知識經濟的角力。知識經濟為知識階層的移民提供了便捷、待遇優厚的常規跨國流動方式。因為在知識經濟框架裡，人的知識技能成為生產資料、勞動力和資本以外的另一項要素，主宰一個經濟體的競爭力。因此，能夠適應跨國流動的知識階層人才，就在競爭中的各國廣受優待。有意思的是，中國本身也在這場競逐中積極參與角力，而這些來自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他們在為中國帶來人才流失的同時，卻也在通過其他途徑為中國輸送價值，例如促進專業領域的國際交流、為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帶來國際合作機會、一部分人才最終選擇回國工作等等。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格局下，知識型人才的跨國流動，對出發地和抵達地都帶來影響。而且，由於他們的流動往往不是一錘定音，因此，這種流動所造成的影響也就變得更加複雜。

與商人不同，高學歷的專業人仕往往將精力投注於專業領域的工作，以及日常的瑣碎生活之中。由於工作類型的特點，他們不需要借助大量人脈拓展業務，而是只要保質保量完成手頭工作任務，即可得到安全乃至優渥的收入。因此，他們便安於身邊緊密的校友圈子，而這個圈子也基本上足夠滿足他們的日常社交需求。

同時，在與新加坡本地人的交往中，高學歷的專業人仕也不像商人那樣，需要努力拓寬自己的社會交往圈子。社交活動的功能性對知識分子和對商人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對於知識分子而言，社交是為了滿足個人情感需求，而對商人而言，社交則是拓展生意的必備工具。因此，知識分子滿足於身邊同樣來自中國的熟人圈子，而商人則渴望建立多元、廣闊的社交網絡。

在電話、網絡、航空運輸等方式的協助下，個人化的跨國聯繫已經足夠，老華僑和商界團體所熱衷的「省親團」、「回鄉訪問」之類的正式、制度化的聯絡方式對於這些第一代移民的知識分子而言，就成了在他們生活裏匪夷所思的事情。事實上，商人們熱衷參與的官方訪華之旅，主要是為了建立與中國地方政府之間的正式聯繫，以及私人交情，一方面為生意尋找新商機，另一方面也是積累社會資本，以備將來的不時之需。然而，對於不靠做生意吃飯的高學歷專才而言，這種社會資本對他們的工作發展用處不大，而且不少專業人仕也并不喜歡和政府官員打交道，因此，他們自然就對制度化的跨國聯繫興趣缺缺了。

互聯網對於新加坡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則是一種全新的跨國社交方式。龐大的中國網民及SNS（social networking sites）用戶群，日夜不停地為中文互聯網世界提供著各種各樣的資訊，成為了海外中文網路用戶獲取資訊的豐饒土壤。今天的中國留學生和高學歷專才，就是在習慣了徜徉於如此浩瀚的中文資訊海洋之後，才踏出國門，並在海外生活的過程裏，繼續透過互聯網維繫著他們與國內舊友的聯絡，同時也分享來自這個圈子的各種資訊。這種多元化的個人資訊分享，大大縮小了人們對時空距離的心理感知，也就增強了使用者對這種跨國分享方式的情感依賴。

來自中國的知識階層新移民在社會交往方面不同於有著悠久歷史的南洋華商社群，而是更多體現出現代都市知識精英階層的普世特徵：他們滿足於身邊關係親密的校友同學圈子；對本地社會和中國官方交往都缺乏興趣、甚少依靠「關係」拓展事業、僅保持與中國家鄉親友的私人聯繫；但是卻對互聯網上的中文世界表現出異乎尋常的情感依賴；同時，跨國求職就業常規化，又使得他們的朋友網絡遍及全球。這些特徵既源於都市化跨國主義的生活方式，又體現出新加坡這個積極吸納華人精英移民的國家獨有的現象，而且也越來越清晰地折射出中國大陸在華人跨國生存空間中日益重要的地位。

（學術會議論文全文發表於2010年5月中旬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海外華人研究生工作坊」，本文為簡略版，刊於香港《縱橫》雜誌，2010年7月號）

（本文是为《南方周末》中国精英移民潮专题所写的配稿，修改版标题为《中国如何面对精英移民》，限于篇幅略有删节，刊于2010年6月3日）

移民，并不是近代才出现的概念。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古已有之，上古时代印欧游牧民族离开南俄大草原的迁徙，古希腊在地中海各处开拓殖民地，唐宋时期阿拉伯商人频繁进入泉州港贩运丝瓷，非洲黑人通过奴隶贸易被送进新大陆的种植园，以及明清时期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人和劳工下南洋谋生……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伴随着这样那样的居民迁移，而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也在一次又一次的族群接触与碰撞中逐渐丰满起来。到了近代，远距离交通和通讯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仿佛突然收缩，“天涯若比邻”不再只是诗人的美好愿望，跨越大洲大洋的移民和团聚也渐渐变得稀松平常。

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国土疆界逐步明晰确定下来，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移民”也就随之应运而生。二战结束至冷战格局瓦解，国际形势渐趋平静，出国和定居海外不再意味着流离和逃亡，而是悄然成为普通人规划人生的一个常规选项。同时，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亚洲诸国在当代亦面临类似的境况：一方面，本地社会正在经历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等多层面的现代化转型（modernization）；另一方面，国际间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正方兴未艾，这一后现代的世界格局又为亚洲社会的转型增添了结构性的变数。

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国际移民，其中不乏作为社会中坚的精英阶层，通过留学、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等方式移居海外，大多前往欧美澳加等西方发达社会。于是人们不禁产生疑问：这些高素质人才往往都是耗费了本地社会十余年，甚至数十年的资源才培育出的精英，恰是当下稀缺的人力资本，如此轻易就流失海外，中国怎么办？其实，早在我们遇到这个问题之前，亚洲地区的不少社会也都经受过类似的困扰。

说到中国在亚洲的邻居，首先要把视线投向南亚的那只巨象——印度。大英帝国在南亚次大陆漫长的殖民历史，为印度留下了全套英文教育的传统。尽管难免带有南亚口音，英校出身的印度学生仍能直接与西方人沟通，听说读写都不成问题。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阶段，印度学生直接使用英文原版教材学习数理、财会、商贸、管理、医学等等专业课程，这使他们能够更容易地与西方社会接轨。加上海外印度人社群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跨国移民网络很自然地将大量印度青年才俊送往西方社会。从1960年代开始，印度社会也曾为人才外流而感到忧虑，甚至有人提议应对这类移民征税，以弥补本地社会的公共资源流失。不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印度逐渐意识到，移居海外的留学生和专业人士尽管远离故土，但是却没有中断与家乡的联系和互动，并且不断为印度本土及其国际形象输送价值。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印裔移民的侨汇多年来占据全球侨汇排行的榜首；海外印籍印裔学者和专业人士每年都为印度国内机构带来众多国际交流合作的机会；2000年《时代》周刊对美国各族裔移民进行评比，印度人被评为“最聪明的移民群体”，因为全美有超过20万印裔富豪，他们不仅富有，而且受过高等教育，同时，他们在硅谷及其他领域的突出成就，也令印裔美国人的正面形象时常上镜。这些事实渐渐平复了印度本土对于人才外流的不满，并开始视这类移民为一股潜在的积极力量。

除了印度，新加坡也是一个值得参详的近邻。自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建国以来，这个岛屿国家经历了一段颇为艰难的挣扎求存时期。新加坡人口以华人为主，是周围穆斯林海洋中的华人孤岛，在区域国际族群政治中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同时，新加坡又是历史上华人移民的重要枢纽，有着广泛的跨国华人网络联系。因此，许多本地华人中产家庭往往抱有强烈的不安全感，通过家庭团聚、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前往英美澳加者颇众。对于一个仅有数百万人口的小国而言，这样广泛的社会中坚人口流失显然不是一件好事。于是，新加坡政府一路来都很重视吸引海外高素质移民。例如，新加坡在中国大陆、印度和东盟国家分别设有专项奖学金，全额资助这些国家的资优学生赴狮城修读大学本科。根据奖学金合同条款，学生毕业后需留新工作，一般以三至六年为限。那么这些外国学生是不是都会留下来定居呢？显然不是。不过，即便有为数不少的学生最后选择离开狮城，但是在这个南洋小岛旅居近十年的经历，却在他们的生命里留下抹不去的印记，从而使新加坡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跨国网络及社会资本，也成为这个蕞尔小国彰显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元素。

在华人移民脉络里，台湾亦是不得不提的个案。从两蒋时代开始，留学海外就是不少台湾普通家庭对其子女的最高期待。由于早年两岸局势变幻莫测，许多台湾留学生纷纷定居海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国留学的高潮时期，只有20%的留学生学成返台。这一波人才流失以1979年为顶点，当年回流的留学生仅占8%。尽管如此，由于当时的亚洲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台湾经济并未因知识型人才外流而受挫，仍然能够飞速发展。到八十年代中期，台湾的人才外流速度开始放缓，而1985至1990年间，留学生的回流比例则爬升至33%。紧接着，台湾迎来了产业结构提升的挑战，劳动密集型企业式微，知识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于是，回流的海外专才尝到了“百年不遇我逢时”的甜头，台湾岛内的高科技产业也因此得到长足的发展。不仅如此，近年来台湾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大量留学返台人士加盟本地高校，着实打造出相当整齐的师资团队。

看过以上的亚洲经验，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大陆在面对人才外流的问题时，一点也不孤独。中国大陆人才外流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在时间上晚于上述亚洲社会。正因如此，我们在人才策略方面应对本土产业结构提升的挑战显得更加紧迫。然而，尽管人才回流对移民输出地十分重要，但是“回流”这个决策却未必能为这些出国多年的专才本身带来直接收益。简而言之，一位硕士毕业的工程师在美国的收入，一般情况下高于他在中国大陆就业的收入，更不用说，今天大陆年轻人还面对高房价、医保体系不完善、独生子女赡养父母等诸多经济压力。因应这些挑战，中国大陆近年来已经陆续开始推行一系列吸引“海归”专才的优惠政策。在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及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的基础上，200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推出了吸引青年科技创新创业人才的“千人计划”，预计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吸引千名左右海外高层次人才到中国工作，并建立40到50个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基地。此外，由中央及地方多部门合办的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从1998年开始就成为常规活动，通过驻外使馆、学生学者组织等机构全球招募高端人才回流。与台湾曾经走过的发展轨迹十分相似，今天的中国大陆不仅面临产业结构提升，而且也在大幅扩张高等教育的覆盖率。这些都为海外华人华裔专才回流提供了多元的就业机会。尽管目前实际回流人数还很有限，不过，乘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势头，尤其是经历了2008年底的金融海啸之后，“回国”已经越来越普遍地成为留学生及专业人士的备选项。

由于历史因缘，二战后的发展中社会遭遇到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交叠，致使社会的结构转型更加剧烈和复杂。精英人才流失并不只发生在中国大陆，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台湾、印度等地都经历过类似的担忧，并渐渐从焦虑中走出，用更加超脱的思维来看待全球化和跨国移民现象。美国印度裔学者Anjali Sahay在她2009年出版的新书Indian Diaspora in the United States: Brain Drain or Gain（印度裔移民在美国：人才流失还是获益？）中，基于经济学理论提出对人才外流现象的四项共通性推论：1) 发明与创新是无国界的；2) 经济全球化与资本运转使得技术型劳动力不再只循单向流动（发展中社会去往西方社会），而可能有多元流向（在不同国家社会之间往复流动）；3) 有关资深技术移民，无论从国家还是个人层面，核心考量仍是经济得益；4) 根据薪资与利润的边际生产率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 of wages and interest），在人口基数庞大的移民输出国，没有出国的民众之福利并不会因为移民外流而受到影响，因为外流移民在带走他们产值的同时，也带走了他们对原居地社会的索求。Sahay是基于经济学角度提出以上的论点，而在移民研究的社会学领域，目前主流观点也是强调全球化时代跨国网络所建构出的跨国社会空间，以及由此带来的跨国社会资本积累，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与货币资本(monetary capital)之间的转换。人才外流不再只是人们眼中的资源流失，“人才获益”（brain gain）、“人才流转”（brain circulation）、“软实力”（brain/soft power）等概念已逐渐取代了“人才流失”。

今天，我们周围其实早有众多经验可资借鉴。我们可以学习印度，强化故土与海外侨社的联系，因为海外网络就是社会资本；我们也可以学习新加坡和香港，全面打造国际都市以吸引跨国财团，透过企业入驻带来整个海外精英团队……总之，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的吸引力，让现有居民不愿离开，令海外精英趋之若鹜；如果因为担心人才流失而限制人口流动，那就是背离世界大趋势的因噎废食之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