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你發現自己的國家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外國人，你會不會覺得有些不安？如果有一天，你發現自己生活的城市裡，生活著幾十萬外籍打工者，你會不會憂慮自己的飯碗不保？如果有一天，你聽說政府還要引入更多海外人士，並且用優厚待遇吸引其中高學歷、高收入者定居，你會不會擔心房價因此飆升？……作為一個人口總數剛剛突破五百萬的小國，不少新加坡人的確對上面幾個問題有著切身的擔憂。

2008年底的全球金融海嘯，新加坡受到不小衝擊，許多企業紛紛裁員。所幸2009年末，本地經濟已開始復甦。但是，在人們尚未明顯感受到收入增加的時候，卻又隨即迎來了本地房價的上漲。因此，在最近的兩三年時間裡，新加坡人每天操心著自家的衣食住行，走出門，卻又總是聽到滿大街異國口音的英語或華語，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外國人”的存在，心中的積聚怨氣，也就不免指向了那些生活在新加坡的外籍工作者，以及新增的永久居民和新公民。

2010年8月9日，是新加坡四十五周年國慶日。當天，總理李顯龍的國慶致詞用了整整四分之一篇幅，向國民闡釋政府對於引入新移民的政策，以及外來人才對於新加坡國家發展的重大影響。8月29日的國慶群眾大會上，在李顯龍全程現場直播的演說裡，同樣著重談及新移民和外籍工作者問題，並且進一步用更多的統計數據和現實案例來說服國民。同時，他也很清楚地告知新加坡人：本地經濟成長需要引入更多客工，而本地產業提升和人口更新亦須借助新移民（包括永久居民和新公民）來帶動；趕走新移民並不能為本地人增加工作機會，相反，那樣會帶來經濟衰退和更高的失業率。因此，政府接下來將繼續維持開發的人口和外來勞務政策，望民眾支持。

根據新加坡統計局新近公佈的2010年中期人口統計結果，目前新加坡擁有人口總數507.6萬人，其中130.5萬人為流動人口（non-resident），即非公民亦非永久居民，約佔總人口的25.7%。在這些流動人口中，扣除總數約為數十萬的ASEAN國家及南亞客工，再扣除少量來自世界其他地區的外籍僱員，餘下的幾十萬人，基本上都來自中國大陸。此外，最近二十年間成為新加坡永久居民或入籍成為新公民的中國大陸人，總數也在50萬人上下。換句話說，新加坡當前人口中，約有80～100萬人來自中國大陸。這一數據聽起來似乎過於驚悚，但是，只要是在新加坡生活過一段時間的人，都能清楚地感受到這些中國背景居民的存在。無論是上下班時間的地鐵公車，還是居家附近的超市菜場，操中國大陸口音的人隨處可見。而在全島各地的食閣和小販中心裡，中國口音的服務員也非常普遍。更不用說眾多由中國公司承包的建築工程了——那裡的工人宿舍，幾乎就是中國勞工的天下。面對如此之多的中國移民以及旅居者，新加坡人在這二十年裡，又經歷過哪些複雜的情緒變化呢？

1990年中新兩國建交之後，在九十年代初，最初由中國大陸赴新加坡工作的，主要是一些研究生、學者/專業人士及其家屬，以及少數商人。初期人數相當有限。但是，很快新加坡政府教育部就與中國教育部簽訂合作協定，從1992年開始從中國招收本科程度以下的優秀學生赴新加坡留學，由新加坡政府提供全額獎學金。同時，獎學金計畫以外的自費留學市場也向中國大陸開放。由於改革開放之後的八九十年代正是中國“出國熱”的高潮，再加上各傳統僑鄉原有的海外聯繫，新加坡迅速成為許多出國者考慮的目的地之一。此時一般新加坡民眾對於中國的認知，仍停留冷戰時代中國積貧積弱的負面形象上。不過，華人的文化鄉愁還是在新加坡人和中國人之間帶來了一層特殊的溫情。

九十年代中後期，中新關係迅速升溫，各領域的商貿、經濟、科技合作均有明顯加強，這些進展都帶來了更多的專業人士和商人從中國移居新加坡。同一時間，中國向新加坡輸出的勞務人員也已達到相當規模。在1995年，新加坡有中國合法勞工40652人，並且在1995、1996、1997三年間，以每年一萬人左右的速度增加。此時，新加坡面向中國大陸的留學生政策也日漸成熟。除了獎學金計畫招收的人數逐步增多之外，在政府中小學以及各私立學校就讀的中國籍學生也有明顯增加。

與此同時，由於私人學校國際學生的規管有欠完善，部分私校女學生違規在校外從事色情服務，如酒吧陪酒、舞廳陪舞、按摩院性服務、私娼、為已婚男性包養等等。也正是在九十年代中後期，亦開始有持旅行證件的中國年輕女性在新加坡從事性服務的新聞見諸媒體。由於新加坡是一個以華人為主的社會，相較于印尼、泰國、菲律賓等地的異族年輕女子而言，本地華人男性更容易對同文同種的中國女子產生感情。而這就對本地家庭婚姻的穩定帶來衝擊。因此，來自中國的所有年輕女性都被本地民眾標上了“小龍女”的標籤，隱含著色情服務從業者的負面意思。本地社會對中國新移民的歧視一度高漲。2001年出版的小說《烏鴉——我的另類留學生活》曾在新加坡社會引起一片譁然。作者九丹正是曾經留學新加坡的中國女性，書中所描寫的，便是九十年代中後期中國籍女留學生在新加坡掙扎生存，並為本地男性提供性服務的故事。該書恰好勾起了本地民眾對九十年代中後期這些類似新聞事件的回憶，也曾再度喚起民眾對新移民的排斥聲音。

面對本地民眾不時出現的情緒反彈，新加坡政府迅速推出一系列相關改進措施，包括完善私校學生規管制度、警方肅娼組頻頻出動、在各種大眾傳媒放出正面訊息等等。到九十年代晚期，政府的獎學金計畫已基本成熟，通過該計畫每年從中國引進的留學生人數也漸趨穩定，每年約為600～800人。隨著中國經濟在九十年代晚期進入高速成長，中新貿易額也出現迅猛增長。此時，高新技術產業悄然興起，帶動一批在新加坡工作的科技界學者和中國留學畢業生從學界走向商界。在這一時期，最早一批的留學生也逐步畢業，開始進入新加坡社會工作生活。其中一些畢業生選擇了離開新加坡，回中國或赴第三國深造或就業，這又引起本地社會的不滿，“新加坡成為中國新移民的出國‘跳板’”一說因而興起。

2000年至2010年，可以說是新加坡從中國引進各類人才的成熟發展期。除了商業領域繼續熱絡發展之外，在體力勞動者領域，中國勞工人數也開始長期穩定在一個較高的水準。從2000到2008年，中國向新加坡輸出的勞務人員人數均穩定在8.7萬至9.9萬人之間。政府獎學金留學生人數繼續平穩發展，同時有更多留學生在畢業後走入新加坡社會，成為本地工作人士。根據《聯合早報》2006年一項調查資料顯示，約有一半的獎學金留學生在畢業後選擇定居新加坡。來自中國的華文媒體人、華語教師等高級華文人才經歷了數年工作的歷練，逐步在這一時期嶄露頭角。而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逐漸走向大國前列，中國人的“出國熱”也漸趨理性。投資移民和明星移民在這一時期時常帶來新聞。鞏俐、李連傑、李佳薇、馮天薇……影視和體育明星，再加上略顯神秘的中國富豪，這些人成為新加坡公民，儘管他們的人數與新移民整體並不成比例，但卻著實影響了本地人對“中國新移民”這個名詞的觀感。

不同於九十年代中晚期的激烈排斥和歧視，2000年以後的新加坡本地民眾，逐漸習慣了身邊生活著大量中國大陸口音的外來者。眾多新移民精英的形象也逐漸取代了“小龍女”的負面印象。大眾傳媒多年來的宣傳對改善本地民眾對新移民的觀感亦有幫助。本地最重要的華文報紙《聯合早報》在2003年10月推出關注新移民的版塊“新天地”，並於2009年4月擴版為新移民專版“新匯點”。而在英文媒體如Straits Times等，也時常刊登對於新移民故事的報導。在電子媒體上，徐冰、張海潔等新移民主播也以字正腔圓的華語和沉穩的專業水準每天與本地觀眾見面。大量關於新移民的“正面資訊”通過這些管道傳達給本地民眾。

然而，儘管本地人對中國的歧視心態逐漸式微，但是大量新移民對本地社會資源、就業機會、收入水準的影響，卻帶來了本地人另一波的排斥和不滿，也就是本文開頭所提及的那些憂慮和抱怨。不同的是，這一次的不滿不再以鄙視為主，也不再以中國新移民或年輕女性為特定對象，而是更明顯地體現出全球化時代本地人面對新移民加劇本地競爭的焦慮和不安。對此，新加坡政府亦有迅速反應。2009年開始，政府先後通過多項措施安撫民眾，如提高PR和新公民的審批門檻（2009年第四季度），取消對獎學金留學生寄送永久居民邀請函（2009年底），打擊外籍勞工非法從事“散工”工作（2010年2月），提高服務業外籍員工英文水準要求（2010年第三季度）等等。李顯龍在今年新加坡國慶前後的致辭和演講，正是對於政府之前這些努力的總結和闡釋，以及對國民各種憂慮的公開回應。

（本文刊於香港《縱橫》雜誌2010年10月號，『南洋評論』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