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中新两国建交之后，在九十年代初，最初由中国大陆赴新加坡工作的，主要是学者及其家属、专业人士及其家属、研究生，以及一些商人。初期人数相当有限。但是，很快新加坡政府教育部就与中国教育部签订合作协议，从1992年开始尝试在中国一些定点城市或学校，招收本科以下程度的留学生，即所谓的Senior Middle School Program。同时，奖学金计划以外的自费留学也向中国大陆开放。由于改革开放之后的1980s～1990s正是中国“出国热”的高潮，再加上各传统侨乡原有的海外联系，新加坡迅速成为许多出国者考虑的目的地之一。

九十年代中后期，中新关系迅速升温，各领域的商贸、经济、科技合作均有明显加强，这些进展都带来了更多的专业人士和商人从中国移居新加坡。新加坡在1980年代中止华文教育系统之后，本地华文高级人才不足的问题亦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显露。因此，中国大陆也就成为了新加坡海外招聘华文人才的重要来源地之一。同一时间，中国向新加坡输出的劳务人员也已达到相当规模。根据《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1999～2004）的数据，在1995年，新加坡有中国合法劳工40652人，并且在1995、1996、1997三年间，以每年一万人左右的速度增加。新加坡面向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政策也日渐成熟。除了奖学金计划招收的人数逐步增多之外，在政府中小学以及各私立学校就读的中国籍学生也有明显增加。与此同时，由于私人学校国际学生的规管有欠完善，部分私校女学生违规在校外从事色情服务，如酒吧陪酒、舞厅陪舞、按摩院性服务、私娼、为已婚男性包养等等。也正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亦开始有持旅行证件的中国年轻女性在新加坡从事性服务的新闻见诸媒体。由于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社会，相较于印尼、泰国、菲律宾等地的异族年轻女子而言，本地华人男性更容易对同属华族的中国女子产生感情。而这恰好带来了对本地家庭婚姻稳定的冲击。因此，来自中国的所有年轻女性都被本地民众标上了“小龙女”的标签，隐含着色情服务从业者的负面意思。本地社会对中国新移民的歧视一度高涨。2001年出版的小说《乌鸦——我的另类留学生活》曾在新加坡社会引起一片哗然。作者九丹正是在九十年代中期留学新加坡的中国女性，书中所描写的，便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籍女留学生在新加坡挣扎生存，并为本地男性提供性服务的故事。该书恰好勾起了本地民众对九十年代中后期这些类似新闻事件的回忆，也曾再度唤起民众对新移民的排斥声音。

面对本地民众不时出现的情绪反弹，新加坡政府迅速推出一系列相关改进措施，包括完善私校学生规管制度、警方肃娼组频频出动、在各种大众传媒放出正面讯息等等。同时，新加坡政府的奖学金留学生计划继续拓展，通过此计划来到新加坡的中国留学生亦逐步增加。到九十年代晚期，政府的奖学金计划已基本成熟，通过该计划每年从中国引进的留学生人数也渐趋稳定，每年约为600～800人。随着中国经济在九十年代晚期进入高速成长，中新贸易额也出现迅猛增长。1990年建交之初，两国双边贸易额仅为28亿美元，而到2000年，已突破100亿美元[1]。此时，在新加坡做生意的中国商人，除了传统的商贸、工程、物流等行业之外，高新技术产业悄然兴起，带动一批在新加坡工作的科技界学者和中国留学毕业生从学界走向商界。十年左右的时间，第一批在建交之处赴新的留学生、学者或专业人士，已经十分了解本地社会，并且也有一定的在地事业积累，同时又保持着与中国大陆的人脉联系，因此成为了中新两国间高科技产业交流发展的桥梁。在这一时期，最早一批的留学生也逐步毕业，开始进入新加坡社会工作生活。其中一部分毕业生选择了离开新加坡，赴第三国深造或就业，这又引起本地社会的不满，“新加坡成为中国新移民的出国‘跳板’”一说因而兴起。

2000年至2010年，可以说是新加坡从中国引进各类人才的成熟发展期。除了商业领域继续热络发展之外，在体力劳动者领域，中国劳工人数也开始长期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根据2009年出版的《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提供数据，从2000到2008年，中国向新加坡输出的劳务人员人数均稳定在8.7万至9.9万人之间，明显不同于1995～1999年间从3.0万人迅速增长至7.3万人的高速发展趋势。政府奖学金留学生人数继续平稳发展，同时有更多留学生在毕业后走入新加坡社会，成为本地工作人士。根据《联合早报》2006年一项调查数据显示，约有一半的奖学金留学生在毕业后选择定居新加坡。来自中国的华文媒体人、华语教师等高级华文人才经历了数年工作的历练，也逐步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而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逐渐走向大国前列，中国人的“出国热”也渐趋理性。投资移民和明星移民在这一时期时常带来新闻。巩俐、李连杰、李佳薇、冯天薇……影视和体育明星，再加上略显神秘的中国富豪，这些人成为新加坡公民，尽管他们的人数与新移民整体并不成比例，但却着实影响了本地人对“中国新移民”这个名词的观感。不同于九十年代中晚期的激烈排斥和歧视，2000年以后的新加坡本地民众，逐渐习惯了身边生活着大量中国大陆口音的外来者。众多新移民精英的形象也逐渐取代了“小龙女”的负面印象。大众传媒多年来的宣传对改善本地民众对新移民的观感亦有帮助。本地最重要的华文报纸《联合早报》在2003年10月推出关注新移民的版块“新天地”，并于2009年4月扩版为新移民专版“新汇点”。而在英文媒体如Straits Times等，也时常刊登对于新移民故事的报道。而在电子媒体上，徐冰、张海洁等新移民主播也以字正腔圆的华语和沉稳的专业水准每天与本地观众见面。大量关于新移民的“正面信息”通过这些渠道传达给本地民众。然而，尽管本地人对中国的歧视心态逐渐式微，但是，大量新移民对本地社会资源、就业机会、收入水平的影响，却带来了本地人另一波的排斥和不满。不同的是，这一次的不满不再以鄙视为主，也不再以中国新移民或年轻女性为特定对象，而是更明显地体现出全球化时代本地人面对新移民加剧本地竞争的焦虑和不安。尤其是在2008年底的金融海啸之后，这种声音日渐明显。对此，新加坡政府亦有迅速反应。2009年开始，政府先后通过多项措施安抚民众，如提高PR和新公民的审批门槛（2009年第四季度），取消对奖学金留学生寄送PR邀请函（2009年底），打击外籍劳工非法从事“散工”工作（2010年2月），提高服务业外籍员工英文水准要求（2009年12月公布，2010年第三季度起实行）等等。2010年新加坡国庆日，总理李显龙的国庆献词中，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在向国民阐释政府的新移民政策，以及安抚坊间的担忧和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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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来源：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资讯，网址：http://sg.mofcom.gov.cn/aarticle/maoyi/baoxian/200309/20030900128177.html?3969865042=185437746 2010年8月28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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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为background chapter整理的资料，具体引文和访谈引用都在其他章节，就不贴了。

新加坡是傳統上著名的華人移民樞紐，同時也是除了東亞大中華地區以外唯一一個華人人口佔多數的國家。儘管中新兩國遲至1990年代初方始建交，但是，在最近的三十年裏，已有幾十萬中國新移民進入新加坡（最保守的估計為三十五萬人，另有學者認為，已有超過百萬的中國新移民生活在新加坡）。

在這一波中國新移民潮中，留學生、工程師、學者及其他領域的專業人仕（如媒體、中文教師等）人數相當可觀。同時，也有不少來自中國的商人在新加坡拓展事業，他們申請定居也相對比較容易。此外，為因應本地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青壯年勞動力不足，新加坡也從中國大陸輸入了不少從事低技術工作的外籍勞工，如建筑工人、餐飲業服務員等等。新加坡對外招攬人才的態度十分明確：歡迎海外高學歷、高素質、高技術或資深商業人仕加入成為新加坡社會人口結構的組成部分，而體力勞動者則只是一種跨國流動的勞動力商品而已，他們的定居意願受到新加坡移民政策的嚴格限制。

與那些前往世界其他國家的中國知識階層新移民不同，新加坡的知識階層新移民大都由當地政府所積極推進的人才引入渠道進入新加坡，因此，無論是在人數比例還是在批次規模上，都遠超其他國家。換句話說，新加坡的中國知識階層新移民在新加坡社會所佔人口比例相對較大，而且身邊擁有相同相似經歷的同儕也更多。量變帶來質變，這些中國大陸新移民在新加坡這個傳統華僑社會裡形成了獨特的新移民現象，也創造出與眾不同的新移民網絡和跨國生存空間。

在傳統商貿的基礎上，今天的國際經濟競爭更增添了知識經濟的角力。知識經濟為知識階層的移民提供了便捷、待遇優厚的常規跨國流動方式。因為在知識經濟框架裡，人的知識技能成為生產資料、勞動力和資本以外的另一項要素，主宰一個經濟體的競爭力。因此，能夠適應跨國流動的知識階層人才，就在競爭中的各國廣受優待。有意思的是，中國本身也在這場競逐中積極參與角力，而這些來自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他們在為中國帶來人才流失的同時，卻也在通過其他途徑為中國輸送價值，例如促進專業領域的國際交流、為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帶來國際合作機會、一部分人才最終選擇回國工作等等。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格局下，知識型人才的跨國流動，對出發地和抵達地都帶來影響。而且，由於他們的流動往往不是一錘定音，因此，這種流動所造成的影響也就變得更加複雜。

與商人不同，高學歷的專業人仕往往將精力投注於專業領域的工作，以及日常的瑣碎生活之中。由於工作類型的特點，他們不需要借助大量人脈拓展業務，而是只要保質保量完成手頭工作任務，即可得到安全乃至優渥的收入。因此，他們便安於身邊緊密的校友圈子，而這個圈子也基本上足夠滿足他們的日常社交需求。

同時，在與新加坡本地人的交往中，高學歷的專業人仕也不像商人那樣，需要努力拓寬自己的社會交往圈子。社交活動的功能性對知識分子和對商人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對於知識分子而言，社交是為了滿足個人情感需求，而對商人而言，社交則是拓展生意的必備工具。因此，知識分子滿足於身邊同樣來自中國的熟人圈子，而商人則渴望建立多元、廣闊的社交網絡。

在電話、網絡、航空運輸等方式的協助下，個人化的跨國聯繫已經足夠，老華僑和商界團體所熱衷的「省親團」、「回鄉訪問」之類的正式、制度化的聯絡方式對於這些第一代移民的知識分子而言，就成了在他們生活裏匪夷所思的事情。事實上，商人們熱衷參與的官方訪華之旅，主要是為了建立與中國地方政府之間的正式聯繫，以及私人交情，一方面為生意尋找新商機，另一方面也是積累社會資本，以備將來的不時之需。然而，對於不靠做生意吃飯的高學歷專才而言，這種社會資本對他們的工作發展用處不大，而且不少專業人仕也并不喜歡和政府官員打交道，因此，他們自然就對制度化的跨國聯繫興趣缺缺了。

互聯網對於新加坡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則是一種全新的跨國社交方式。龐大的中國網民及SNS（social networking sites）用戶群，日夜不停地為中文互聯網世界提供著各種各樣的資訊，成為了海外中文網路用戶獲取資訊的豐饒土壤。今天的中國留學生和高學歷專才，就是在習慣了徜徉於如此浩瀚的中文資訊海洋之後，才踏出國門，並在海外生活的過程裏，繼續透過互聯網維繫著他們與國內舊友的聯絡，同時也分享來自這個圈子的各種資訊。這種多元化的個人資訊分享，大大縮小了人們對時空距離的心理感知，也就增強了使用者對這種跨國分享方式的情感依賴。

來自中國的知識階層新移民在社會交往方面不同於有著悠久歷史的南洋華商社群，而是更多體現出現代都市知識精英階層的普世特徵：他們滿足於身邊關係親密的校友同學圈子；對本地社會和中國官方交往都缺乏興趣、甚少依靠「關係」拓展事業、僅保持與中國家鄉親友的私人聯繫；但是卻對互聯網上的中文世界表現出異乎尋常的情感依賴；同時，跨國求職就業常規化，又使得他們的朋友網絡遍及全球。這些特徵既源於都市化跨國主義的生活方式，又體現出新加坡這個積極吸納華人精英移民的國家獨有的現象，而且也越來越清晰地折射出中國大陸在華人跨國生存空間中日益重要的地位。

（學術會議論文全文發表於2010年5月中旬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海外華人研究生工作坊」，本文為簡略版，刊於香港《縱橫》雜誌，2010年7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