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視角下的房價反思

June 30th, 2010

中國人重視子女教育,是出了名的。古時候求「金榜題名」,今天則是要考上大學。不過,隨著高等教育普及,大學生畢業生的含金量早已不如古時候的「學士」。今天,令很多大學生感到焦慮的是:寒窗苦讀十餘載,我畢業出來能買得起一套自己的房子嗎?

中國內地2009年熱播的電視劇《蝸居》讓眾多「望樓興嘆」已久的觀眾齊唏噓。近日,香港明報412日一篇題為《星人安居,港人蝸居》的專題報導,一石激起千層浪,在網絡上引來瘋狂轉載,也令本地對「八十後社會怨氣」的討論投射到了港人常年為之所苦的高房價上。一時間,原本互不關心的中國內地網民和香港網民,竟在高房價問題上惺惺相惜,赫然找到了共同語言。同時,兩地網民都對新加坡組屋政策(HDB)所提供的住房保障體系深表艷羨。實際上,《蝸居》旋風早在2009年底就已抵埠獅城,尤其在廣大中國新移民群體中引發熱議。新加坡《聯合早報》在1217日刊登了一篇中國留學生的讀者來函,作者開篇就提到,他給他的新加坡朋友講了《蝸居》裏為買房出賣身體和靈魂的情節,和目前中國現實的的房市有多麼兇猛和慘烈,這位聽得目瞪口呆的新加坡朋友的第一反應是感慨自己生在福中不知福。」緊接著,《聯合早報》的新移民專版「新匯點」也於1221日刊發了主編周兆呈對《蝸居》編劇六六的專訪特稿,足見這部電視劇在當地所受的關注。

一部以高房價為題材的電視劇在中國內地、香港和新加坡三個華人社會都受到追捧,不能不說是一個有趣的跨國跨境現象。那麼,人們在這三個社會分別面對怎樣的購房條件呢?我們不妨以一個大學生的身份來做一個比較。

首先,在中國內地,即便是重點大學畢業的本科生,畢業起薪約三四千,而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的房價已經在以百萬計數。如果沒有父母親資助,多數人都沒什麼指望能夠在畢業後的幾年內自己買房。《蝸居》的劇情當然是比較戲劇化的,但在媒體上眾多對年輕人買房意向的訪問中,我們聽到最多的聲音還是「買不起」,甚至是「一輩子也買不起」。於是低收入大學畢業生群體「蟻族」悄然出現,成為聚居在都市邊緣地帶、一道令人心酸的風景。

接下來我們把目光轉到香港,在這個寸土寸金的地方,樓價高企,使得「一輩子為銀行按揭打工」已經不止是一代人的感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2009年,作為本地大學「龍頭」的香港大學,畢業生起薪中位數已然降至港幣12,533左右(香港《明報》2010416日),而2010年二三月間,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向市民講解財政預算案時也親口承認,香港買樓的「上車價」是兩百萬元。董建華時代政府為求緩解樓價飆升,大量興建平價出售的居屋,結果卻間接導致了1998年金融風暴之後的房地產崩盤。因此政府如今對「復建居屋」、以行政力干預樓市的提案謹慎再三。然而,最近香港房屋協會838個夾屋(提供中等收入未夠資格申請入住政府公屋的「夾心階層」購買的房屋)收到超額四十倍的認購申請,可見港人對平價房屋的渴求之殷切。

而在南洋島國新加坡,住房問題顯然就沒有給當地民生帶來這麼大的壓力。筆者認識的數十位中國留學生,多數在2005年前後取得本科學位,不少人在工作三五年之後,就可以和配偶(往往也是中國留學生)合力供起屬於自己的一套房子——儘管也是政府平價出售的組屋,並且作為非公民只能購買二手房,但是平均面積卻在100平方米以上,寬敞舒適,交通便利。相比起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同齡人,這些生活在獅城的中國新移民都也不吝於讚賞新加坡的政府組屋計劃,並且坦承自己如果當年沒出國,在國內要想這麼早就獨立買房,幾不可能。

新加坡的組屋計劃至今已有五十年歷史,而香港的公共屋邨計劃則籌建於1950年代。可見,這兩個亞洲都市早在半個世紀前,就已經著手為本地民眾的住房問題積累公共資源。只是香港的公建住宅側重租房市場,而對居民置業補貼不足。反觀中國內地城市,在這方面卻恰恰走了相反的路徑。半個世紀以前,中國城市老百姓不用發愁住處,因為大家都沒有私人房產,住宅一律由政府和單位提供;此後的改革開放、住房改革、城市化發展……短短三十年間,城市居民就被逼到了買房深淵的邊緣:往上看,是市場化之後高不見頂的房價;往下看,是房改之後深不見底的無房困境。政府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說了好幾年,身邊真正受惠的個案卻沒聽說多少,反倒是特權階層變著方兒用低價買入平價房,藉此增加房租收入的新聞偶見報端。

是的,特權。這不正是《蝸居》所反映的社會現實、也正是中國內地網民和香港網民口誅筆伐的對象嗎?只是內地網民所痛恨的是特權階層赤裸裸地侵占公共資源,而香港網民則是對香港政府不敢在制定政策時得罪大地產商的做法深感不滿。搭乘長途旅行、跨國通訊和跨國媒體的便車,人們有了越來越多的橫向比較參照物,視野便不會被局限在自身的生活體驗之內。得益於華人世界共通的中文,遠在千里之外的新加坡,在房價與社會公平上,成為中國內地人和香港人的參照思考對象。那位投書《聯合早報》的中國留學生鄭重引用了李光耀介紹政府組屋計劃時所說的一句話:「讓一般居民也可享受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的果實——這句話,想必會讓許多中國人心有戚戚。

(本文刊於香港《縱橫》雜誌,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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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29th, 2010

福清侨乡新出国潮中的非正规经济

当传媒、社会、政府和学界广泛关注着从福建涌出的大量“新移民”、“偷渡客”的时候,“出国”这个词,却在这些新出国者的故乡有着与外间迥异的意味。以福建省福清市一些拥有较多新侨的乡村为例,“出国”在那里代表着短期内迅速致富和安全的低风险投资。而这些深藏在乡村耳语中的信息,却往往被华侨史、非法出入境、海外侨社等话题掩盖,因而鲜见于学术探讨。然而,正是这些来自新侨乡村的现状,悄然书写着当代中国的新移民历程。2006年至2007年间,笔者对福清某村落的新出国潮现状进行了实地调查和访谈,试图从中梳理出改革开放以来福清新出国潮的发展特征,以及侨乡社会与新出国潮之间的互动。

……(阅读全文及下载pdf文档,请点这里

本文已发暨南大学学刊《世界华侨华人研究》第二辑, pp.199-212.

基本上是我硕士论文的三分之一内容,翻译成中文发表。

吸引还是限制?——人才外流的亚洲经验

June 3rd, 2010

(本文是为《南方周末》中国精英移民潮专题所写的配稿,修改版标题为《中国如何面对精英移民》,限于篇幅略有删节,刊于2010年6月3日)

移民,并不是近代才出现的概念。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古已有之,上古时代印欧游牧民族离开南俄大草原的迁徙,古希腊在地中海各处开拓殖民地,唐宋时期阿拉伯商人频繁进入泉州港贩运丝瓷,非洲黑人通过奴隶贸易被送进新大陆的种植园,以及明清时期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人和劳工下南洋谋生……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伴随着这样那样的居民迁移,而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也在一次又一次的族群接触与碰撞中逐渐丰满起来。到了近代,远距离交通和通讯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仿佛突然收缩,“天涯若比邻”不再只是诗人的美好愿望,跨越大洲大洋的移民和团聚也渐渐变得稀松平常。

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国土疆界逐步明晰确定下来,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移民”也就随之应运而生。二战结束至冷战格局瓦解,国际形势渐趋平静,出国和定居海外不再意味着流离和逃亡,而是悄然成为普通人规划人生的一个常规选项。同时,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亚洲诸国在当代亦面临类似的境况:一方面,本地社会正在经历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等多层面的现代化转型(modernization);另一方面,国际间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正方兴未艾,这一后现代的世界格局又为亚洲社会的转型增添了结构性的变数。

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国际移民,其中不乏作为社会中坚的精英阶层,通过留学、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等方式移居海外,大多前往欧美澳加等西方发达社会。于是人们不禁产生疑问:这些高素质人才往往都是耗费了本地社会十余年,甚至数十年的资源才培育出的精英,恰是当下稀缺的人力资本,如此轻易就流失海外,中国怎么办?其实,早在我们遇到这个问题之前,亚洲地区的不少社会也都经受过类似的困扰。

说到中国在亚洲的邻居,首先要把视线投向南亚的那只巨象——印度。大英帝国在南亚次大陆漫长的殖民历史,为印度留下了全套英文教育的传统。尽管难免带有南亚口音,英校出身的印度学生仍能直接与西方人沟通,听说读写都不成问题。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阶段,印度学生直接使用英文原版教材学习数理、财会、商贸、管理、医学等等专业课程,这使他们能够更容易地与西方社会接轨。加上海外印度人社群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跨国移民网络很自然地将大量印度青年才俊送往西方社会。从1960年代开始,印度社会也曾为人才外流而感到忧虑,甚至有人提议应对这类移民征税,以弥补本地社会的公共资源流失。不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印度逐渐意识到,移居海外的留学生和专业人士尽管远离故土,但是却没有中断与家乡的联系和互动,并且不断为印度本土及其国际形象输送价值。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印裔移民的侨汇多年来占据全球侨汇排行的榜首;海外印籍印裔学者和专业人士每年都为印度国内机构带来众多国际交流合作的机会;2000年《时代》周刊对美国各族裔移民进行评比,印度人被评为“最聪明的移民群体”,因为全美有超过20万印裔富豪,他们不仅富有,而且受过高等教育,同时,他们在硅谷及其他领域的突出成就,也令印裔美国人的正面形象时常上镜。这些事实渐渐平复了印度本土对于人才外流的不满,并开始视这类移民为一股潜在的积极力量。

除了印度,新加坡也是一个值得参详的近邻。自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建国以来,这个岛屿国家经历了一段颇为艰难的挣扎求存时期。新加坡人口以华人为主,是周围穆斯林海洋中的华人孤岛,在区域国际族群政治中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同时,新加坡又是历史上华人移民的重要枢纽,有着广泛的跨国华人网络联系。因此,许多本地华人中产家庭往往抱有强烈的不安全感,通过家庭团聚、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前往英美澳加者颇众。对于一个仅有数百万人口的小国而言,这样广泛的社会中坚人口流失显然不是一件好事。于是,新加坡政府一路来都很重视吸引海外高素质移民。例如,新加坡在中国大陆、印度和东盟国家分别设有专项奖学金,全额资助这些国家的资优学生赴狮城修读大学本科。根据奖学金合同条款,学生毕业后需留新工作,一般以三至六年为限。那么这些外国学生是不是都会留下来定居呢?显然不是。不过,即便有为数不少的学生最后选择离开狮城,但是在这个南洋小岛旅居近十年的经历,却在他们的生命里留下抹不去的印记,从而使新加坡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跨国网络及社会资本,也成为这个蕞尔小国彰显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元素。

在华人移民脉络里,台湾亦是不得不提的个案。从两蒋时代开始,留学海外就是不少台湾普通家庭对其子女的最高期待。由于早年两岸局势变幻莫测,许多台湾留学生纷纷定居海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国留学的高潮时期,只有20%的留学生学成返台。这一波人才流失以1979年为顶点,当年回流的留学生仅占8%。尽管如此,由于当时的亚洲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台湾经济并未因知识型人才外流而受挫,仍然能够飞速发展。到八十年代中期,台湾的人才外流速度开始放缓,而1985至1990年间,留学生的回流比例则爬升至33%。紧接着,台湾迎来了产业结构提升的挑战,劳动密集型企业式微,知识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于是,回流的海外专才尝到了“百年不遇我逢时”的甜头,台湾岛内的高科技产业也因此得到长足的发展。不仅如此,近年来台湾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大量留学返台人士加盟本地高校,着实打造出相当整齐的师资团队。

看过以上的亚洲经验,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大陆在面对人才外流的问题时,一点也不孤独。中国大陆人才外流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在时间上晚于上述亚洲社会。正因如此,我们在人才策略方面应对本土产业结构提升的挑战显得更加紧迫。然而,尽管人才回流对移民输出地十分重要,但是“回流”这个决策却未必能为这些出国多年的专才本身带来直接收益。简而言之,一位硕士毕业的工程师在美国的收入,一般情况下高于他在中国大陆就业的收入,更不用说,今天大陆年轻人还面对高房价、医保体系不完善、独生子女赡养父母等诸多经济压力。因应这些挑战,中国大陆近年来已经陆续开始推行一系列吸引“海归”专才的优惠政策。在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及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的基础上,200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推出了吸引青年科技创新创业人才的“千人计划”,预计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吸引千名左右海外高层次人才到中国工作,并建立40到50个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基地。此外,由中央及地方多部门合办的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从1998年开始就成为常规活动,通过驻外使馆、学生学者组织等机构全球招募高端人才回流。与台湾曾经走过的发展轨迹十分相似,今天的中国大陆不仅面临产业结构提升,而且也在大幅扩张高等教育的覆盖率。这些都为海外华人华裔专才回流提供了多元的就业机会。尽管目前实际回流人数还很有限,不过,乘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势头,尤其是经历了2008年底的金融海啸之后,“回国”已经越来越普遍地成为留学生及专业人士的备选项。

由于历史因缘,二战后的发展中社会遭遇到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交叠,致使社会的结构转型更加剧烈和复杂。精英人才流失并不只发生在中国大陆,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台湾、印度等地都经历过类似的担忧,并渐渐从焦虑中走出,用更加超脱的思维来看待全球化和跨国移民现象。美国印度裔学者Anjali Sahay在她2009年出版的新书Indian Diaspora in the United States: Brain Drain or Gain(印度裔移民在美国:人才流失还是获益?)中,基于经济学理论提出对人才外流现象的四项共通性推论:1) 发明与创新是无国界的;2) 经济全球化与资本运转使得技术型劳动力不再只循单向流动(发展中社会去往西方社会),而可能有多元流向(在不同国家社会之间往复流动);3) 有关资深技术移民,无论从国家还是个人层面,核心考量仍是经济得益;4) 根据薪资与利润的边际生产率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 of wages and interest),在人口基数庞大的移民输出国,没有出国的民众之福利并不会因为移民外流而受到影响,因为外流移民在带走他们产值的同时,也带走了他们对原居地社会的索求。Sahay是基于经济学角度提出以上的论点,而在移民研究的社会学领域,目前主流观点也是强调全球化时代跨国网络所建构出的跨国社会空间,以及由此带来的跨国社会资本积累,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与货币资本(monetary capital)之间的转换。人才外流不再只是人们眼中的资源流失,“人才获益”(brain gain)、“人才流转”(brain circulation)、“软实力”(brain/soft power)等概念已逐渐取代了“人才流失”。

今天,我们周围其实早有众多经验可资借鉴。我们可以学习印度,强化故土与海外侨社的联系,因为海外网络就是社会资本;我们也可以学习新加坡和香港,全面打造国际都市以吸引跨国财团,透过企业入驻带来整个海外精英团队……总之,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的吸引力,让现有居民不愿离开,令海外精英趋之若鹜;如果因为担心人才流失而限制人口流动,那就是背离世界大趋势的因噎废食之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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