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il 28th, 2010
你的存在是有价值的,你的意见亦然。
◆存在的价值
跟汶川地震的时候完全一样,玉树地震,又成了我家饭桌论战的话题。
汶川地震哀悼日的时候,为了该不该全国禁止娱乐这回事,我跟爹妈在电话两头吵得吹胡子瞪眼。那会儿,我在香港,他俩在内地,老爷子老太太死活觉得朝廷的决断顺应人心,这当儿播什么娱乐节目都有违举国悲恸的“动人氛围”——可见含泪大师的确还是颇有市场。我口沫横飞地申辩什么公民个体意志,他们完全听不进去,只差给我扣上没人性的帽子。
这次玉树地震,二老恰好也在香港。震惊,是真的;同情,是真的;不捐款良心不安,也是真的。不过,4月20日举国哀悼的时候,我再度提起该不该禁止娱乐这个话头,他们反驳的声音似乎就弱了许多,为表坚持,他们撑着看完赈灾晚会才去睡觉。4月26日,香港赈灾义演,他们看着我用paypal代表全家捐了钱。一小时后我再伸头到客厅里,他们已经转台在看搞笑肥皂剧了。为了不让他们大晚上的血压飙高,我忍住了没有出去跟他们继续较劲。
又过了几天,奥巴马悼念美国矿工的演讲出炉了。二十九个遇难者有名有姓,总统亲口逐一读出,是志哀,更是对每一个个体存在价值的肯定。我把老爸摁到电脑前让他读了这条新闻。饭桌上再提起,拿来跟汶川地震过去两年,政府还是死活不肯正视遇难者名单做对比,也扯上了王家岭矿难的遇难者名单始终成谜。老爸依旧含糊地继续狡辩着,不过显然不再那么理直气壮。我问他:如果我跟一群人一起死在豆腐渣校舍里,你会想要全国禁止娱乐为这群人哀悼一天呢,还是想要政府认真追究事故责任,然后堂堂正正、有名有姓地公开祭奠?他摸摸鼻子,没再说话了。
◆反对的意义
北大撤销了法学院下的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公盟之后的又一个受害者,中国民间的公益维权继续举步维艰。
这关我什么事?作为常年在互联网上打酱油的一员,我当然可以对这条消息看过就算了。可是不巧,我又看见北风的一条推:北大校友联名致信北京大学建议撤销社会科学部对妇女法律中心的撤销决定。作为“校友”这个想象共同体的一员,我忽然意识到,北大这个决定让我很没面子,所以,这事不算跟我无关。于是我签了名,也把这条消息转发给一些朋友。
这个签名能征集到多少校友的支持?不知道。这封联名信能不能挽回妇女中心?不仅不知道,而且我还不那么乐观。但是,我和这所学校算是有点关系吧?那我对这所学校的所作所为有不满,就应当要说出来吧?连岳在08年毒奶粉事件的时候,就写过那篇著名的博客《我们就是体制》。表态,无论是否能够达成目的,都有必要让“我反对”的声音表达出来。在绿霸的博弈里,如果所有电脑用户都在心里默念一句:这是体制的问题,然后沉默,那么绿霸就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当然,签名这件事只是个人决定,在体制内,签不签除了涉及效果,更多还是涉及“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而且这麻烦可大可小。
我们听不惯反对的声音,因为我们听到得太少。我们更加不习惯表达反对意见,因为会招来周围异样的目光。其实反对的内涵远不止一句口号那么简单。反对者当然可以选择像王仲夏那样冲着伍皓撒一把五毛,尽管我觉得这算不得高明;反对者也可以选择像艾未未那样,逐个收集个体对个体的尊重,请大家参与读出汶川地震受害学生的名姓,念兹在兹,念念不忘,这才是真正的行为艺术;同样,反对者也可以选择像冉云飞那样坚持每天在博客上书写自己的不满和思考,或者像【blog图党】李小乖那样,从信息的收集者变为信息的整理者、记录者和评论者,把自己看到的荒谬梳理出来,戏谑地将荒谬化为艺术,让读者在会心一笑中,听到你的反对。
乖乖同学作品试读(经李小乖同学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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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23rd, 2010
2008年,香港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在立法會上朝著曾蔭權扔過香蕉,也引起了一片嘩然,但沒見香港市民和媒體討論該不該同情曾蔭權啊?作為「扔五毛」事件的反對者,我並不同情伍皓,而是覺得這種抗議形式不值得追捧。
昨天在人民大學的一場講座上,雲南省宣傳部長伍皓的面前飄下了一場鈔票雨——有現場觀眾將一大把五角錢的紙幣揚到講台上,一句「伍皓,五毛!」之後,抗議者旋即離場。伍皓一直在打造自己作為「開明派宣傳部官員」的公眾形象,寫博客、使用微博、面對媒體也不避談網絡上的民怨……而昨日當面嗆聲的抗議者,王仲夏莫之許蘇雨桐等人,正是微博Twitter上的知名網友,整個行動也由他們自己實時在Twitter上直播,圖文並茂,令眾多圍觀網友頗有臨場感。
一時間,GFW牆外的Twitter熱鬧了,牆內的幾家微博,以及豆瓣等SNS網站也迅速跟著熱鬧了起來。Twitter上首先發出一片叫好聲,然後陸續出現一些少數的異議,但這些異議迅速遭到讚好者圍攻,意見雙方之間的火藥味濃厚,各種謾罵隨即跟進……據說牆內微博上伍皓的同情者眾,不過我不怎麼用牆內微博,而我在豆瓣上的友鄰倒是叫好的多——GFW造成的民意隔離,以及SNS網站的小圈子特色此時盡顯無遺。
今天一早起來,赫然發現從Twitter到豆瓣,大家都在熱議「伍皓值不值得同情」的話題。有點愕然。2008年,香港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在立法會上朝著曾蔭權扔過香蕉,也引起了一片嘩然,但沒見香港市民和媒體討論該不該同情曾蔭權啊?作為「扔五毛」事件的反對者,我並不同情伍皓,而是覺得這種抗議形式不值得追捧。
無論是扔香蕉還是扔紙幣,兩個事件都是對當權者的正面嗆聲,也都不會對被嗆者造成實質上的傷害(說到這裡我得讚一下王仲夏,用紙幣而不是硬幣,不過據說這主要是為了視覺效果)。於是有人說,你們香港有言論自由,有體制內下情上達的途徑,自然有一萬個理由譴責扔香蕉破壞議事風氣;而我們大陸屁民受盡官府欺壓,尤其是宣傳部這種跟GFW沆瀣一氣的東西,被迫翻牆的網民在宣傳部官員面前灑一把紙幣,這是必要的抗爭,更是值得讚許的勇氣。更有不少人盛讚這一場伍皓面前的五毛雨是行為藝術,是民眾抗議的創意。以上維護言論自由的觀點我都不反對,但是,我並不認為民眾抗爭從一開始就應當追捧這種譁眾取寵博出位的抗議形式。「行為藝術」四個字,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最近已經被不少網友神化和濫用了,似乎只要有「反抗威權」、「言論自由」和「行為藝術」保駕,一切抗議行為都可以得到合理化和諒解,甚至是追捧。南開大學砸車事件如是,楊佳案如是,朝溫家寶扔皮鞋如是,朝伍皓扔五毛紙幣亦如是。民怨沸騰而缺少出口,這種壓抑的中國國情大家都深有體會,然而,從沒有原則的民怨表達,到一味搶眼搶鏡的民粹動員,再到議會裡的扔鞋打架撕議案吃紙,又有多遠的距離呢?換一個角度來說,作為一個認同普世價值的公民,在談到意見表達方式上的原則時,又為何轉而強調「中國特色」呢?台灣民進黨從戒嚴時期一路走來的街頭抗爭和議會衝撞,轉型了二十年還在議會裡打破頭,恰恰就是從博出位到劣質民主的典型示範。
誠然,在沒民主缺法治不自由的中國大陸,抗爭是公民社會覺醒的必經之路。但是,「抗爭」並不是只有楊佳式的暴力反抗,或是靠起哄來取悅同道,而是需要在一個個實實在在的議題上,真切而且堅定地展現出每一個公民的責任和擔當。抗議是對話的一種形態而已。網絡上的草泥馬們有沒有權利抗議GFW和五毛?當然有。但這抗議只是對話的一個開始,遠不是終點。老實說,相比起那些以道德自居、對體制的一切嗤之以鼻的抗議者和叫好者而言,伍皓對這次「扔五毛」事件的淡然處之,以及事後表示願意與抗議者對話,他的這些姿態反倒要高明得多。反觀草泥馬陣營,卻有為數不少的人因為對此事觀點不一而粗口滿天飛,讚好者被冠以「暴民」,非議者則收到「奴才」標籤——網友無心說得好:敵人的敵人未必是朋友,可是卻有不少朋友為此成為敵人。相信在這次事件之後,伍皓的支持者會更加支持伍皓,他甚至可能收穫更多新的粉絲;而伍皓以及這個體制的反對者,不僅沒能說服更多人加入我方陣營,甚至還造成了友軍之間的一團混戰。
宋石男老師在Twitter上說道:在一個缺乏抗議的國度,抗議本身就是一種啟蒙。不錯,抗議本身的確是一種啟蒙,我作為反對者,反對的也不是抗議本身,而是質疑這種啟蒙會達致怎樣的社會影響,以及,這種方式是否值得人們如此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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