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 2.0是传媒研究及互联网社会网络研究（online social networking）的热点之一，它最具革命性的特质，在于“用户提供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以及透过人际网络传播，区别于Web 1.0时代编辑与读者界限分明的传统内容提供模式，以及“一对众”的传统传播模式。互联网用户通过创作、分享、推荐等方式，由被动的“读者”转变为主动的“内容提供者”，并且将自己分享出来的信息透过自己的社交网络传播给其他用户，而这些信息，则能够很容易地通过每一位读者的分享（如twitter的re-tweet、google reader的share、豆瓣网的“推荐”等功能）进一步传达到更多的读者眼前，理论上来说，受众数量能够成几何级数增长。而且这种传播路径两段的用户之间，往往基于既有的社交联系，有着较深的信任和亲近关系，因此，这种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和认受性也强过传统大众传媒。

在九月份的一篇读书笔记里，我曾经简单提及Web 2.0对中国留学生线上民族主义的鼓舞，但那时是从social networking的角度来检视这个话题，而且并没有考虑到中文互联网用户群的局限性。这一次，我尝试从“用户提供内容”（UGC）的角度来思考跨国文化认同这个问题，并对线上民族主义这一现象的代表性做一些讨论。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截止至2009年6月30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38亿人，在网民规模、宽带网民数和国家顶级域名注册量等三项指标上均为全球第一。而在2009年11月11日公布的《2009中国网民社交网络应用研究报告》中，CNNIC则进一步指出，目前中国国内的社交网络网站（Social Networking Site, 简称SNS）已达千余家，预计到2009年底，中国使用交友和社交网站的网民数将达到1.24亿。在这些SNS用户中，年轻用户和高学历用户的比例相当突出：20～29岁用户占总数的52.6%；大专以上学历用户占59.1%，接近总数的六成。尽管CNNIC的数据也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认为这些数据夸大了中国互联网的规模，但是即便有所浮夸，中文互联网的庞大用户群和信息量，哪怕不是世界第一，也绝对不容忽视。这个庞大的中国网民及SNS用户群，日夜不停地为中文互联网世界提供着各种各样的信息，于是便成为了海外中文网络用户获取资讯的丰饶土壤。今天的中国留学生，就是在习惯了徜徉于如此浩瀚的中文资讯海洋之后，才踏出国门，在海外生活的过程里，继续透过互联网维系着他们与国内旧友的联络，同时也分享来自这个圈子的各种信息。中国新闻、中国社会故事、中文影视节目、中国网民朝朝暮暮的生活点滴……这些中文信息通过google reader, MSN Live，开心网，校内网，土豆网，优酷网，blog，电子邮件，网络相册等五花八门的SNS信息平台，经由用户传递给用户，身处异文化的海外年轻中国人，很自然地乐于维系自己与祖国旧友之间的这种互动和了解。而在此过程之中，亲近感带来的“我们”便与现实中自己周遭的“他者”形成强烈反差，一个跨国的想象共同体由是形成。

基于社会网络传播的Web 2.0内容，已经不再只是虚拟世界中的信息。因为相比起Web 1.0时代的“双盲”传播（信息提供者和接收者互不认识），Web 2.0时代的信息传播有着更强的信任基础。信息提供者和接收者可能是现实中的多年老友，也可能是素昧平生的网友，但已经由网络分享平台长期互相关注，并持续从对方的分享中获得自己喜欢的信息。“可能吧”博客上有一篇题为《趋于真实的互联网》（Jason Ng, 2009），回顾分析了互联网从聊天室时代到社会化网络时代的信任机制变迁，尽管不是学术文章，但是却很生动地反映出Web 2.0的特质。正是在这种社会化网络的信任机制之上，中文互联网用户的跨国互动已不再是虚拟的乡愁慰藉，而是真实、可触摸的联络与共享。而且它不同于物理移动的飞机轮船，也不同于只有音频互动的越洋电话，互联网是一个能够用文字、画面、影像、游戏、视像通话、文件传输等多元互动方式来保持实时、持续互动的平台。对于海外的中文互联网用户而言，如今的互联网已经成为能够随时保持与文化母国互动的便捷工具，因此，它也就成为了搭载海外中国新移民跨国认同与跨国民族主义的重要媒介。

尽管如此，中文Web 2.0用户的构成，尤其是海外中文用户的构成情况，也决定着上述“线上跨国认同”和“线上跨国民族主义”在代表性方面的局限。前面提到CNNIC的数据显示，中文SNS用户中，超过一半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接近六成受过大专以上教育。尽管我们不知道CNNIC的统计如何区分中国境内的互联网用户和境外的中文用户，但我们知道，其实有为数众多的中文互联网用户是从“境内用户”转变为“境外用户”，其中尤其以留学生最为显著。我们在一些知名SNS站点，如校内网、开心网等网站上，也会看到许多留学生的id，更不用说那些热门的出国留学讨论社区了（注：由于facebook网站在中国大陆境内无法通过常规方式访问，因此这个在英文互联网用户群中非常热门的SNS站点并不能完全反映中文互联网用户的真实现状）。因此，我们在中文互联网平台上看到的华侨和海外华人，实际上还是以年轻人（七零后、八零后和九零后）、留学生（包括留学之后继续留在海外生活的人）居多。这些用户积极主动地使用互联网上各种信息传播工具，也就自然成为Web 2.0时代中文互联网平台上最响亮的“海外中文声音”。但是，与此同时，作为海外中国新移民主体的劳工和商人，由于他们的社会背景、教育背景和年龄段并不属于中文互联网用户集中的区间，所以，他们尽管在人数上可能远多过年轻留学生，但是在“用户提供内容”的互联网上，却成了不可见的人群。

在中文互联网世界中的“海外声音”里，我们常常见到强烈的民族主义呼声，盲目地拥护中国的一切，盲目地为中国的一切自豪（eg.1 新加坡中国留学生总会组织赴马来西亚迎接奥运火炬； eg.2 华新论坛上庆祝中国国庆的帖子）。年轻人容易为自己所熟悉的观点冲动、出国前深受大陆民族主义教育影响，并且出国时间较短，许多人尚未形成批判性的思考习惯，因此很自然地延续出国前的价值判断。同时，留学生又大都通过正常渠道出国，并且在社会上也较受尊重，因此不会像通过非正常渠道出国的劳工、生意人那样保持低调。他们敢于理直气壮地说出自己对时事的看法，尤其是他们对中国的评价，而不甘在海外隐形生活。年龄、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这三个因素导致海外中文互联网用户的声音发生倾斜，更多反映的是年轻留学生的生活、观点，而实际上远未能反映海外华社的全貌。

综合以上两点，Web 2.0时代“用户提供内容”对海外华社与中国的互动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同时，目前的中文互联网世界又在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方面存在显著倾斜，所以，实际上海外华社的主体并没有完全反映在海外中文互联网世界中。因此，在探讨和研究Transnational Chinese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的时候，一方面不可忽略海外中文用户所表现出来的跨国民族主义想象，因为这种新的现象，正是全球化和跨国主义的一个完整体现，对传统的民族/国族主义带来明显的改变和冲击，并对跨国空间与跨国认同的建构带来积极影响；但是另一方面，亦不应当过分强调这些线上的表现，因为海外中文互联网用户的年龄和社会身份其实并不能够完全代表整体海外华社的声音。

我上一次在新加坡做访问的时候，一位留学之后定居新加坡的中国女孩信心满满地跟我说：“我看新加坡迟早会变成中国的，你想，我们中国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好，这么多中国人在新加坡，新加坡人不也都是华人嘛……”她说得理所当然，我听得心惊肉跳，瞠目结舌：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开始，就一直非常小心地对待区域族群政治，尤其在冷战时期，更是忌讳被人指为“第三中国”，何况，当年新加坡被迫离开马来西亚联邦，也恰恰是受到族群政治的排挤——在这样一个以华人族群地位为敏感词的国度，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却骄傲地展示出中华民族主义的情结，这，难道不会让本地政府头痛，令本地民众侧目？

作为一个地方小、人口少、各种资源匮乏的南洋岛国，新加坡政府多年来一直奉行十分积极的人才引入政策。他们用最优厚的待遇吸引他们需要的外国移民，受过良好教育或在某些专业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年轻人最受青睐，譬如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媒体从业者、工程师、护士、具有相关研究背景的学术人员等等。而中小学阶段成绩良好的学生，也有机会得到丰厚的奖学金来新加坡留学，并获减免学费，条件则是毕业之后要为新加坡工作一定时间（一般是4～10年不等）。这些人在旅居新加坡几年之后，大多数都会收到新加坡移民局邀请他们申请永久居民身份的信函，尤其是拿奖学金读完大学或以上学历的留学生。其中一部分人，将会在取得永久居民身份之后，选择进一步加入新加坡国籍，成为新加坡公民。这种积极的政策着实为新加坡吸引来不少年轻的新移民，无论最终是否成为本地公民，他们生命里最精华的工作年份总还是贡献给了新加坡这个地方。对于这个国家而言，这些新移民有效地为本地社会补充了青壮年的知识、技术型人口，缓解本地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力资本问题。

政府成功的人才引入政策一直都是新加坡乐于自我宣传的一项政绩，然而，在这个多元种族、并且在族群议题方面有着悠久纠纷的国度，人才引入政策在吸引“谁”，很难避开族群比例问题。可是，我们查遍新加坡政府公布的任何数据，都只能看到“今年我国新增永久居民XXX人”、“XXX人在2007～2008年度加入新加坡国籍”、“本地三所公立大学今年招收XXX名国际学生”……没有任何一份新移民数据会告诉人们，有百分之几的新增永久居民是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印度/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或者，有几成的奖学金颁给了国际学生中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越南人/洋人……实际上，毫无疑问，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是新加坡接收新移民的主体，只是在这个国家，从政府到社会，都对这个公开的秘密三缄其口。一位本地资深媒体工作者告诉我，这方面按族群分类的统计数据，是不可能查到的，因为政府根本不公开这种数据，而且，他认为“也没必要公开嘛”。

怎么会没有必要呢？一个积极推动人口引入的政府，难道没有必要告诉公民，这个社会的族群构成发生着怎样的变化？这难道不属于民众知情权所应当保障的范畴？又是一个“应然”与“实然”的问题。我们知道新加坡是从马来西亚联邦中被逐出的国家。“Malaysia”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马来人的土地”；而新加坡，则是一个华人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地方（2008年数据，华人人口超过总人口的75%）。且不说1969年马来西亚“五一三”流血冲突至今还是马国政府严堵的敏感历史议题，也不说1998年印尼排华的血腥故事，马来西亚执政党官员在2008年还曾爆出过“华人寄居论”，认为华人只是寄居在马来人的土地上，因此不应获得平等待遇——而在这场风波之中，这位官员甚至还获得了前首相马哈迪为之辩护。环顾东南亚，新加坡正是在泛马来人及穆斯林海洋之中的一个华人孤岛，而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则是一个华基政党（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为了维持该党在国内选举中安全当选，华人人口比例就成为选票分布的一个重要参数。理清这些区域族群政治的脉络，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加坡政府要对本国新增人口中的族群构成含糊其辞了。照道理应当公布的信息，遭遇上政府感到棘手的敏感议题，再不幸发生在一个威权的政体之下，那么，“应当”就变成了“没必要”。

除却区域国际关系中紧绷的族群问题，新加坡本地人对于这些年来大批涌入的中国新移民，又持何种态度呢？我的访谈尚未覆盖足够多的本地受访者，但是，在我访问过的几十名中国新移民中，几乎所有人都说，尽管他们并不会受到明显的歧视，可是仍然偶有遇到对中国人不那么友善的本地新加坡人。而在诸多针对中国人的抱怨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条，莫过于认为“中国人来抢了新加坡人的饭碗”。一个政府所能提供的福利待遇总是有限的，给新移民的额外优待必然分薄了本地公民原本享有的资源，其理自明。同时，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他们从小的教育总是在不断强调作为“炎黄子孙”应当自豪；而当他们来到海外，尤其是来到新加坡这样一个华人人口占优的国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清楚地区分作为“中国人”和作为“华人/海外华人”的微妙差别。所以，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女孩才会那么自然地流露出她的中华民族主义，并且丝毫不以为意。我好奇的是，本地人公民权益受到新移民的挑战，同时又要面对新移民如此不加掩饰的中国优越感，那些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难道不会爆出对“中国威胁论”的大声附和么？

《联合早报》在原有“新天地”栏目的基础上，于2009年4月推出了一个全新的版块，“新汇点”，专门报道与本地新移民有关的故事。我从这个栏目创办开始，就一直关注它提供的视角。中国的中宣部很好地训练了中国读者倾听“弦外之音”的本领，而这种本领用在阅读新加坡报纸上则可谓如鱼得水。一篇《从张元元事件看融入与开放》就可以很清晰地折射出这个社会的矛盾、怨气，以及这些矛盾和怨气是如何被“主旋律”消音的。

香港大学图书馆门口的民主墙上，最近有一次剑拔弩张的辩论。一位名叫陆逊的本地生，贴出文章批评政府耗费大量资源招揽内地生来港就读，不仅侵占了本地纳税人子女入读本地大学的名额，而且在他眼中，内地生也在诸多方面与香港社会格格不入。文章引来大量回应，有赞同有拍砖，当然，双方也都不乏谩骂和人身攻击。这场辩论并没有引来本地媒体的关注，只是一次限于民间的小范围公开挑战而已。但是这个议题却并不是香港社会的禁忌，相反，一些政治立场明显与中央政府唱反调的媒体其实常常喜欢挑动类似争议。大家都知道，香港媒体不仅有《明报》《信报》，也有号称海外党报的《文汇》和《大公》，以及逢共必反的《苹果》和《争鸣》；香港社会不仅有中规中矩的公务员，而且既有“维园阿伯”，也有在立法会上“掷蕉”的长毛和黄毓民。因此，即便是很小众的观点，也能够在这个社会上获得发声的空间，那么也就能够获得一定数量公众的支持。而这些，却恰恰是新加坡的媒体与公民社会所不具备的自由。所以媒体不会对跟政府不同调的声音进行充分报道，民间社会也缺乏独立批判地态度来面对这个“把人民照顾得像幼儿园宝宝一样”的政府。这是互为因果的循环，威权的政府之下，媒体教育出温驯的公民，读者纵容出不事批判的媒体。

当然，这场“不可见的矛盾”中还有另一个角色，中国新移民。这又是怎样的一群人呢？中国人在川震、京奥、六十周年的时候都尽情挥洒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新加坡的社会偶有怨气，但都很快为媒体文饰了过去。然而，面对如此张扬的中国人，新加坡政府难道真的毫无担忧？不是的。我在访问一个中国留学生社团的时候，那位负责人就告诉我，新加坡警方曾经找到他们的网络论坛管理员，要求提供部分论坛用户的个人注册资料，原因是那些中国留学生在网络上发表了带有偏激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管中窥豹，新加坡政府对中华民族主义的紧张可见一斑。而那个中国留学生论坛又是怎样应对新加坡警方的调查要求呢？据说他们拒绝了警方对用户资料的索取，但是很配合地删掉了相关的讨论帖子。中国人毕竟来自另一个同样威权的国度，他们很知道如何圆滑地对付“官府”。领会精神，不说政府不想听的话，在“不该说话”的时候及时闭嘴……这些都是中国人熟极而流的生存技能嘛，甚至不必重新学习。他们的张扬可能偶尔“碰线”，但是只需要一点提示，他们就知道在什么时候该乖乖噤声。

很显然，新加坡有一个非常强势的政府，这个政府积极主动地用人口引入政策塑造着本国的人口结构，同时面对相对十分微弱的民间抵抗（相对于香港的移民政策、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居港权问题的争执等等，新加坡民间的反应、反馈和抵抗都是相当微弱的）。因此，新加坡政府一方面小心地维护着区域族群政治的平衡，另一方面，他们也积极并且含糊其辞地推进着大量引入高素质华人人口的移民政策。政府在国内的绝对强势和严厉的言论控制，使得本地传媒并不能真实反映民间对政府政策的负面评价，而这种舆论导向又令民间针对政府的负面讨论几乎不可能在大众媒体上形成聚焦。这一面的声音发不出来，便导致了这一派观点在社会中硬生生地“消失”、“不可见”。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尽管他们对“公民权”缺乏理解，并不会刻意掩饰自己的中华民族主义情结，但是他们却能够很圆滑地应对客居国政府对敏感议题的控管，起码在台面上，并不会坚持他们的政治观点。基于政府、传媒、公众和中国新移民这四个层面的原因，我们便常听人说，中华民族主义“不代表”旅新中国新移民，中国威胁论也“不代表”新加坡人，这是一个和谐的国家，新移民与原居民相亲相爱，相互融合……

两个威权管治的国家，两群公民政治意识不足的国民，他们之间潜伏着的矛盾，在全球化和后民族国家的时代遭遇，并在威权之下扭曲地维持着只有各自小声嘟囔的“和谐”局面。

Chinese in Eastern Europe and Russia:

A middleman minority in a transnational era

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所言，这是Pal又一本关于跨国华人的研究著述。不过，这本书对历史的追溯比我读的上一本(Nyiri, 2000)更为丰富，尤其是对旅俄华人史做了较细致的文献回顾，而这正是本书的第一部分。不过，在占据全书篇幅三分之二的第二部分中，作者还是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新移民上。中国新移民的商业发展、社团组织，以及东欧侨社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尤其是政治层面的联系）是作者所关注的核心内容。最终，旅居东欧的中国新移民被归纳为“middleman minority”，放在跨国主义的框架之下进行讨论。

• 中国新移民社群的社会阶层及职业分布

在本书的研究中，社会阶层分布似乎并不是作者认为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因此，作者只是简单陈述了他对东欧中国新移民社群的观察，指出在教育水平、初始职业(peddler or entrepreneur)、南北差异、城乡差异等方面存在不同，但最终仍然认为这并不是重要的差异，因为在各种背景之下，都有成功的例子，也就是说，上述差异并非绝对影响中国新移民在东欧及俄罗斯发展的因素。然而，作者关注的人群始终是以商人为主体，而商人的成功并不是海外华人及中国新移民的全面成功。因此，回到新加坡的情境之下，我们会发现这里的中国新移民在生存和发展模式上都更为多元。这当然与当地独特的社会环境及移民政策条件有关，但是，这种“多元 vs 单一”的差异也提醒我们，中国新移民的全貌并非某一个特定职业组别能够完全代表的。

• 一个海外华商网络的建构

由于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在前苏联解体之后，经历了一段短暂而迅速的经济市场化过程；而同时期的中国，在经济转型方面较前苏联地区领先一步，再加上地域和历史上的近邻关系，中国商人充分参与了这一地区的经济转型。在这个过程中，起初是一些零星的小本经营跨境零售业务。市场规模很快扩大，出现资本化经营，一方面是初期靠小本零售积累起资金和人脉的商人进一步扩大生意，另一方面，也有另外一些原本就具备经济基础的企业人士开始涉足这个市场。很快，华人的族群经济得以奠定，继而就是跨国商业(transnational business)模式展开运作。在最初的一些暴利贸易领域（如服装等）开始饱和，利润空间收窄的情况下，华商贸易领域随之发生变化，廉价品贸易日渐衰落，商人们转向高附加值的产业贸易，如贵重商品、电影、房地产、食品制造等等(p. 93)。实际上，这个从小打小闹到规模化经营的过程，也正是“简单商品边贸”到“全面贸易”的过程，同时也是由跨境小贩(shuttle trader)到定居商人(settled-down businessman)的过程。作者观察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华人餐馆和华人商店的出现，实际上就标志着华商社群在当地的落地生根，因为餐馆和商店，必须是在当地华社具备一定规模之后，才会明显出现的商业现象。
当然，九十年代中国与前苏联地区的经济发展及相互关系，是在特定时空政治背景下的特例。正如作者自己也提到的，上述华商网络的发展，其实带有很深的前共产国家经济转型期烙印，是经济转轨时期经济活动由非正规经济过渡到正规经贸的标本案例。

• 跨国生存空间与认同

在对中国新移民社群进行论述的时候，作者明确指出“跨国生存空间”是中国新移民的一大显著特征(pp. 102~104)。全球化压缩了跨国生活人士的时空距离感，今天的移民，不再困扰于两地语境的夹缝（感到被孤立或被同化），而是建构出一套全新的跨国想象(transnational imagination)，即，同时“作为华人”以及对自身跨国身份的认知。这种自我认知，对传统上旅居西方社会的中国移民那种”感觉身为华人便在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认知模式带来挑战。
这一论述与我所收集到的新加坡中国留学生案例相当吻合。新加坡的中国留学生，也有这种“既扎根客居国，同时又高度跨国生活”的自我认知。然而，我对作者的乐观态度仍有稍许补充：这种“同时具备华人身份和跨国身份”的认知，并不能完美解决中国新移民在认同上的困境。正如许多旅居新加坡的中国留学生所言，他们的国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仍然深陷两难：由于自己的中国大陆背景，在新加坡会被视为“中国人”；而回到中国，又因为自己长年旅居海外，则被看作是“新加坡人”（或者至少是不完全的中国人）。他们对此感到深深的无奈，而这种无奈，正是来源于这种“鸽子说我黑，乌鸦嫌我白”的困境。不过，幸而今天民族国家的概念不再绝对强势，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也让他们找到喘息的空间，并不会常常被这个问题困扰。同时，中文互联网平台在这几年中的快速发展，又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线上的民族主义想象空间，得以用线上的想象来弥补日常现实的空缺。

• 宏观发展与个体经历

综观全书，作者在他的整个实证调查过程中，重社团、商业、政治层面的信息收集，而轻个体叙事。或者说，着重于政治经济层面的宏观把握，而在个体体验、个人层面的跨国生存现状，以及认同问题等方面则着墨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