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New Chinese Migrants in Europe (Pál Nyíri, 2000)
October 30th, 2009作者以旅居匈牙利的中国新移民为例，并与传统华人移民相对照，探究中国新移民的若干特性。本书首先回顾了华人移民以及华人在十九世纪以来旅居匈牙利的背景，进而根据作者对旅匈华社的深入观察，描绘出今天匈牙利中国新移民社群的现状。接下来，作者在全球化(globalisation)和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以及“后民族国家”(post-nation-state)的框架之下，依次分析了旅匈中国新移民与当地社会的关系，以及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作者的观察和论述，主要集中在新移民潮的兴起过程，以及当地华人社团组织的发展等方面。同时，由于旅匈华人的职业分布特性，作者对于海外华社的探讨，也主要集中在以商人为主的职业领域。
新老移民对比，是作者剖析新移民特质的重要切入点，他的一些观察很值得注意和思考。首先，他提出新移民在流动性方面的一个特征，是更频繁的移徙和再移民，不同于传统华人移民在客居国打拼一生，最后退休回乡养老的模式。
新老移民来自中国不同省份地区，也是他提出来探讨的一个差异。他指出，传统移民主要来自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地，以农民身份前往特定的目的地国家（如，广东人去温哥华、吉隆坡；闽南人去新加坡、北马；福州人去纽约、日本；浙江温州人去欧洲等等），并将出国作为唯一的谋生方式；而新移民潮则新增了来自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省份的新移民，他们在出国之前先经历过国内不同城市之间的迁徙，率先接触到中国当代的消费文化(consumption culture)，而且是以社会地位较高（如国企员工、私营企业主、干部或干部子弟等）的身份加入出国行列，视出国为提升自身社会阶层(upward mobile)的一种方式，而非谋生手段。就这一点，我在部分赞同作者观察的基础上，有稍许不同看法。作者在本书中的论述，主要建基于他对旅匈中国新移民的观察，而中国新移民潮其实有着十分丰富的层次和面向，单一客居国的现象几乎不可能代表全体中国新移民的情况。以我对传统侨乡新移民现象的观察，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十分明显，传统模式的“农民-出国谋生”在今天的新移民潮中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仍是一些传统侨乡重要的民间资金来源，并已在当地形成自给自足的“出国产业”体系。但是，这种传统模式的延续很大程度上依托于侨乡当地的社会网络，因此这种新移民的输送仍存在明显的特定目的地国家。在本书作者观察的东欧或许并不明显，但在英国、日本、美国等地则规模庞大。所以，在归纳中国新移民特质的时候，也应当同时考虑到这种延续传统移民模式的新移民现象，而很难将新移民的出国动机笼统归纳为“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追求自身社会阶层提升”。
在社会资本积累方面，作者很敏锐地观察到，传统移民是在离乡背井的环境下白手起家，几乎要在客居国全面重建自己的社会关系，而且基本上割断了自己与原居地的往来；而在跨国交往频繁的今天，新移民则能够善用全球化带来的资讯和旅行便利，使自己在客居国和原居国两端（甚至多端）积累下的社会资本能够共享，用以拓展自己的人生和事业。
在出国者的职业发展方面，作者指出，即便新移民是以工人、学生、学者……等各种身份踏出国门，在他们旅居欧洲的过程中，他们或多或少都会涉足商业，甚至直接放弃原有职业，成为商人。在这一点上我相当存疑：首先，以我在新加坡、西班牙和法国的一些访谈经验，留学生群体、专业人士、学者这些群体，与旅居同城的商人、体力劳动者之间，几乎没有往来，尤其是受高等教育的留学生社群，几乎生活在一个独立的族群飞地之中，职业身份的转换也并非常态。其次，根据我对福建沿海传统侨乡新移民出国产业的考察，不少非正规出国途径，正是以“留学”（语言学校或专业培训学校）为幌子，申请合法的出境及海外居留证件，实际目的是外出打工，积攒一笔资本之后，经营自己的生意。综合以上两点，我个人认为，旅居东欧的中国留学生，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人数规模显然不如在北美、西欧甚至大洋洲、新加坡、日本等地；而商人和体力劳动者则是中国新移民的主体，那么，作者观察到的“人人从商”现象，是否有可能是对中国新移民现象的一种误读，将东欧特定条件下的中国新移民现象，扩大解读为中国人大都是商业动物这种结论？然而我并不了解东欧情况，以上只是基于现有信息的一点推论和疑问。
在对中国新移民潮兴起的原因和动机进行了分析之后，作者转而开始探讨这些新移民的跨国行为、社群发展互动、社群文化及认同等等问题。他认为，旅匈中国新移民社群，不存在依方言划分的subethnic core communities，而体现为一个综合性的“中国人社群”。“中国”的概念是基于民族国家，并且高度抽象集中了的一个文化政治混合意涵，作者指出，与其说这代表了“跨国华人特性”，不如说这是PRC政府的官方姿态透过全球化的各种便利（如跨国交流频繁、国际传媒、经济联系紧密、海外侨领积极参与家乡政治活动等等），主导了海外新移民社群的取向。作者认为，中国新移民的商业和政治精英与侨乡保持紧密联系，但却弱于文化和个人交往(pp.122~123)。对于这部分观点，我有保留地赞同。因为如果把海外侨社放到新加坡的背景之下，我们观察到的现象会有一些不同。因为在新加坡，学生学者和专业人士是当地中国新移民社群的主体，而这些人与中国的联系模式其实很不同于商人。他们更注重专业领域内的跨国合作，而不是罗织与政府相关的人脉网络。因此，他们与家乡的政治联系并不紧密，但是在大众文化和私领域沟通方面，却仍保持非常密切的接触，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留学生，庞大的中文互联网世界，成为了他们与中国大众文化保持实时更新的最好平台。
在新移民与客居国社会融合的问题上，作者指出，传统移民融入客居国社会所需颇为费时，往往要花费一两代人的时间，他们与当地社群交流薄弱，在社会经济文化上自给自足，很容易形成族群/亚族群的飞地。而新移民尽管同样与当地社会交往不足，但其内部更容易取得一致的价值观，不再如老侨那样，为方言或地域差异因素所隔阻。我个人认为，作者在这里的考虑可能有些欠妥。毕竟，海外华人华侨在“融入当地社群”的主动性方面，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换言之，在“英语系发达国家社会”的中国移民，会更主动地融入主流社会，而在“非英语系发展中社会”，这种动力则相当弱。因此，将东欧跟西欧北美一概而论的归纳方式，恐有欠妥之处。
同时，作者还观察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新移民透过他们从中国积累并延续的社会资本，实现了其自身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而这种发生在跨国空间里的阶级上升，同时又带来“反向的文化适应”(reverse acculturation)，即，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的运用增强了“文化中国”对中国新移民的吸引，从而强化了文化层面的黏着力。
接下来，在认同和归属感方面，作者强调消解了地域文化认同的“泛中华认同”(pan-Chinese identity)。同乡会、宗亲会等地缘组织的吸引力江河日下，这一点毋庸置疑。当然，这是缘于民族国家的建构和近百年来的意识强化。不过作者同时也留意到，海外华社组织对“民族主义”的体现，在新老移民群体中，其实存在差异。传统移民的社团组织，尽管也带有民族主义色彩，但是更明显还是关注特定侨乡；而新移民的组织，则一致地将中国视作一个政治实体，组织成员可以在中国各地展开活动，并不影响他们的“民族主义”情怀(p.126)。
很明显，作者在分析欧洲（东欧）海外华社的时候，将海外华人华侨社团作为研究的主体，将侨团与PRC的互动列为主要研究内容，因此，政治层面的互动在他的分析中占了很重要的分量。而在新加坡的情境下，这些社团组织其实对很多人（尤其是留学生）而言，是与他们生活无关的内容。其实应当这样说：对于不同职业身份的人，海外华人社团所能提供的社会网络的重要性是不尽相同的。例如，对于旅居新加坡的中国商人而言，当地华人社团组织显然还是重要的人脉平台，尤其是打通中新两地政府关节的重要资源；但是对于留学生群体而言，他们的整个出国、移民行为都是在制度化的框架下按部就班，并不需要特别倚赖人脉来达成特定目的，因而即便是留学生的海外社团，要么只有特别热心拓展政府人脉的人会参加，要么就停留在民间社团（如同学会、同届生小圈子）的身份，并不热衷于跟政府有密切往来。所以，单纯从侨团角度分析海外华社，而忽略不同职业身份个体之间的差异，恐难反应一个海外华社内部存在的丰富层次和多样性。
总体而言，作者认为，新移民是消费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膨胀的产物，因为在这个背景下，人们面对的经济机会与个人对自身发展的期待都大幅增加。那么，在全球化时代，跨国人口流动之易行，又提供了人们跨国寻求发展机会、满足期待的各种可能。这与Huntington在Many Globalization一书中提及的观点十分吻合。连同后民族国家的概念，这些都是我在分析新加坡案例时需要随时反复参照的理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