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在回家的车上听到广播里在报新闻，陈水扁吴淑珍因国务机要费等案，一审被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并处罚金五亿元（新台币）。相关涉案人员如马永成、林德训、陈致中、黄睿靓等多人亦被判刑。因为是广播，所以没有任何画面，只有新闻稿一个字一个字地灌进耳朵里，新闻事件的历史感反而分外鲜明。

1989年，我在福州上小学一年级，对坦克和广场的画面完全没有记忆，以至于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总觉得“八十年代”是在我面前刚刚散场的电影，我无论怎样都只是从别人的口中听说，听说……2003年，我在北京读大学，那时候并不会翻墙，过的是开心网上那种腐败加八卦的生活，只是某天突然从电视上听说，董建华下了台，曾荫权接任，直到三年后来到香港，才又听说原来当年有过一次五十万人上街的抗议，让董建华的脚忽然很痛……于是我曾经跟朋友感慨，说，为什么我每次总是只能捉住历史的尾巴？

三年前，2006年的9月2日，我在网上看到施明德号召大家9月9日开始静坐和游行，表达反贪腐的倒扁诉求。这次，凑热闹的兴致突然爆棚，手里捏着三个月前办好的赴台另纸签证，我在电脑前面再也坐不住了。于是向老板告假，9月4日获准之后当天就在网上买了机票。9月7日凌晨两点，我到达台北，那时候机场还叫中正国际机场。接下来的一周，除了九月九参加“帕斯卡线”游行之外，我每日白天四处吃喝玩乐，晚间只要不是太累，就会跑去凯达格兰大道上淋雨（那些天几乎天天下雨），看施明德演讲，听小朋友背诵《礼运·大同篇》，跟着台上的胡德夫以及身边一同淋着雨的台湾人一起唱《红花雨》，还学着用闽南话、客家话喊“阿扁，下台”……那时候还没有“打酱油”这个典故，不然我可真要说，我就是去围观红衫军，顺带打酱油~~~~~^_^

那并不是我第一次参加街头社会运动。香港的六四维园和七一游行也是大型集会，但气氛却完全两样。香港人安静而秩序井然，连口号也喊得斯文含蓄，规规矩矩按时到达，活动结束排队离场；相较之下，台北街头虽然也是有序的游行集会，但是口号绝对搞怪百出，气壮山河，而且有小贩支起摊子，“倒扁槟榔”卖25块钱一包，或是左近的商家来派送羽毛扎成的玫瑰花，让大家随着台上唱歌的节拍挥动，还有人送来热腾腾的肉粽、盒饭，传给肚子饿的人充饥……一场抗议示威怎样都会变成民众的街头时政嘉年华会，于是我不仅吃过免费的肉粽，穿过他们提供的雨衣，而且甚至带回一支白色的羽毛玫瑰，今天还在我福州家里的鞋柜上摆着。半年多前，陈水扁被收押的那一天，我的一个朋友很郑重地跟我说，这件事情你是曾经有份参与的，因为你是当年走在台北街头游行的一员。当年他也给倒扁总部捐过100块钱，所以就半开玩笑地伸手过来和我握手，说，我们都有份。今天判决书出来，诚然还会有上诉和二审，但这判决毕竟也已经写入了历史。

其实2006那一年我过得丰富无比，六月第一次在维园点了蜡烛，七月第一次在街上喊出我要普选，九月就流窜到台北，第一次在街上看见数以十万计的人群，用标语和口号喊出要贪腐总统下台的诉求。这些体验有什么效果？当时的我并不可能预见。正如港人已经点了二十年的蜡烛，而六四至今尚未获得平反一样，我走在台北街头被太阳暴晒、坐在凯达格兰大道上被暴雨浇透的时候，我并不知道陈水扁和吴淑珍会在三年之后被判处无期徒刑。同理，当我在新西兰给郭宝锋写明信片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一周之后他就能回家吃饭；8月22日，当我和杜婷在Co-China第一场活动上向大家介绍公盟、许志永和明信片的时候，我们也并不知道，许志永本人竟然能够在8月30日就通过网络连线直接参与我们的第二场活动。

早一步抓住历史，或许只要坚持去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这话或许过分乐观，因为毕竟很多事情不可能有明信片一周或倒扁运动三年这样快的反馈；但是，昨晚有位令人十分敬重的长辈在聊天时多次强调：未来，是包括我们自己死后的未来。

那么，我们就试着看远一些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