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书发布会】

距离一九四九年，六十年已然过去。在2009年的9月18日晚上，我一边开着学校的U-radio收看龙应台新书发布会的现场直播，一边在Twitter上收看几位在京网友用文字和图片直播的北京十一预演戒严封城。

这边厢，龙应台的演讲，开场先用一系列“个人”与港大陆佑堂的渊源故事，串联起与“一九四九”这个历史横断面相关的大背景，然后直接点出，发掘“小人物的故事”如何映衬那个时代，是她这本书的核心要旨。接下来，一段段老人的回忆娓娓描绘出烽火连天的一九四九，生死离别的一九四九，以及，生死离别之后的整整一个甲子。

那边厢，人们听着飞机坦克进城的隆隆噪音，温驯地忍受着武警和保安的吆五喝六，拥堵在街头、路口、地铁上……绕路回家。为了两周之后那个兴师动众的庆典，这种景象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了，继《我爸被困在街对面过不来》的故事之后，昨晚又有人被困在东四十条。关军在Twitter上问，1999年的时候有这么折腾吗？豆弟同学当时正在回家的地铁上被挤得龇牙咧嘴，百忙中在手机上回复道：当年排练也没这么扰民哇～

网络直播带来如此对比鲜明的蒙太奇效应，一边是六十年前被时代左右的悲欢离合，另一边是今时今日面对傲慢政权的敢怒不敢言。六十年前没有受到应有尊重草民，在苍茫大地上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那无疑是兵荒马乱给个人带来的悲剧；六十年后，这个政府不惜工本地打造如此一台庆典，试图用强制的手段给每个人安上上翘的嘴角，宣称这就是普天同庆——没什么人要否认这六十年来总体生活的改善，但作为执政者，就不能再多一点自信吗？更何况，深陷在一九四九那个时代裂缝之中的历史，真有那么多值得“欢庆”的内容？前些天在Twitter上看到一条推，忘了是谁发的，问，（大意）在这台内涵空洞的庆典上，他们究竟想庆祝什么？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是执政党成功维系政权六十年不倒？还是六十年前那场生灵涂炭的厮杀？无论是什么，从这两场同时进行的网络直播里，我看到的只有个体尊严持续六十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恢弘的中国历史，却总是只能映衬出卑微的中国百姓。

【关于书】

其实，我这样期待这本书，不单只是向往阅读作者的文笔和笔下的历史脉络。《大江大海》，是龙应台作为孔梁巧玲基金资助的客座作家所出版的第一本书。而早在这个基金项目正式成立之前，我曾参加过龙应台于2008年春季办过的一期公开课：文学里的社会——香港与台湾的五十年代。当时下决心掏出一大笔钱去上这个课，主要就是被这副标题吸引——香港与台湾的五十年代——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五十年代在我的知识结构里，都是相当扭曲和残缺的一段历史，哪怕是在我所熟悉的大陆，我的认知距离“真实”尚且非常遥远，香港与台湾的五十年代，于我而言就更是一片空白。九次课，历时三个月，周六下午的三个小时，谈的就是一九四九，以及那场影响了几代人的华人大流徙。我当时尚不理解，为什么所有内容都围绕一九四九那个年份，而课程标题却定为“五十年代”？直到后来才恍然大悟：一九四九是两个时代的夹缝，而五十年代的港台，则是被铁幕划出中国以外的岛屿，孤悬海外，在伤痛与冲撞中挣扎，而这一切都始于四八、四九那两年间的局势剧变，和人口大迁移。

结课的时候，要求每位学员都去找一位老人家，询问他/她的一九四九和五十年代是怎样度过，做成一份口述历史，在最后一次课上报告。我找了一位比我年长许多的朋友，访问他的岳母，却不期然地听到一个与那个时代潮流相反的故事。

（不知何故slideshare无法同步我的录音，而且我也没法把archive上的代码正常贴到这里，所以，烦请大家点击这里收听音频，并自行翻页～囧）

在何婆婆的故事里，省港移民流动、香港制造业的起步、本土工会的发展、中港左派之间的互动……以及最后，那些青年热血的左派青年如何在大陆遭遇理想的破灭，黯然回到香港。这些都是时代在何婆婆这个家庭身上刻下的痕迹，而那背景，则恰是国际冷战格局之中的香港。

龙应台在演讲中说：香港应当有一本属于自己的“一九四九”，而不是总要跟从北京或台北的叙事逻辑。我深以为然。

【关于我】

然而，何婆婆毕竟不是我的家人，她的故事离我仍很遥远。龙应台在课程的开场白上说，希望每一位同学，经过这次课，都能够打开身边一个记忆的“黑盒子”，取出那里面不为人知的故事，把它们抢救出来，因为如果现在不做这件事，以后很可能就没有机会补了。而在今天的演讲里，她说，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父亲的去世和母亲的失忆，让她感觉到，那段历史的门在自己面前轰然关闭。听她说这段话的时候，我忽然想到我的姥姥。

高中时一次偶然机会，和姥姥聊到她小时候。姥姥说，六岁以前家里很有钱啊，在城里有一爿绸缎庄，在乡下还有几块租给佃农的田地，家里有厨子佣人，她还有个贴身丫鬟，姐姐出嫁的时候，嫁衣上的扣子都是金子打的呢。不过后来她父亲不善经营，被合伙人骗去了大半家产，于是便落魄了，最不济时，甚至要寄居在亲戚家里。然而塞翁失马，所幸家道中落是在“解放”前，故而五十年代评“成分”的时候，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城市贫民”，这才避过了被划为“地主/资本家”的命运。我的爷爷和姥爷都是一九四九年随军南下的干部，沿途接管国民党溃退之后的城市，一路走到福州。姥爷在这个溽热的城市里认识姥姥，恋爱结婚；而爷爷则是从山东老家接来奶奶和姑妈，从此定居在这里，直到终老。我从小一直只知道我是生长在“南下干部”的革命家庭，自认为是“北方人”，从未注意过原来我的血脉里还有这样一段充满南方市井和民国遗韵的历史。

于是，我对姥姥的家史产生了浓厚兴趣，追着她给我讲故事，又去央求她大哥（我的大舅姥爷）给我写写他们家族的故事。大舅姥爷是读私塾长大的老派文人，一辈子怀才不遇，听了我的央求，竟打叠起十二分兴致，写了十多页的手稿，巨细靡遗地讲述家族的兴衰和迁徙，写到细处，甚至背出好几首福州本地童谣，来佐证几个称谓的由来……我本有这样好的一次机会，去深挖那段属于我更属于这个家庭、这个城市的历史，然而我却没有把握。高考面前，一切靠边。等到2008年，我再次想要回来翻检这些故事的时候，大舅姥爷已然辞世，而姥姥也早失忆，回到孩童般的心智。现在每次在电话里听母亲说起，姥姥又忽然问她：“我妈妈呢？我好久没看到我妈妈了”，我总会觉得非常内疚和遗憾——假使十年前我再多一点点好奇心和行动力，或许可以为姥姥留下更多关于她和她父母、兄弟姐妹的记录。然而现在真的一切都晚了，我只能从姥姥当年给我讲故事的记忆碎片，和大舅姥爷写给我的那十几页手稿中，遥远地怀想那个被由北至南的“革命岁月”掩盖掉的年代，以及那些分明与我血脉相连，而我却对他们知之甚少的南方祖辈。

龙应台自己也说，《大江大海》毕竟还是一本以台湾为主、涉猎香港的文字，对中国大陆仍然只是遥望。而大陆那许多记忆的“黑匣子”，是否还有机会在永远封闭之前，为中国历史留下更丰富的民间记忆？

在读Jeroen Bruggeman的Social Network: an introduction（我知道我很没出息现在还在到处找introduction的书来读……），刚刚读完前两三章，有一些想法想先写一下，然后再继续读下去。

作者在第三章Small World里面提到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的组建方式，指出有序的(ordered)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社会网络的主要形成方式，而随机的(random)方式则同时存在，并对网络建构起到一定作用。此外，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转介性(transitivity)又与人们的类别聚合性(assortativeness)共同作用，同时塑造着全球社会网络的建构秩序(the orderliness of global networks)——参看本书pp. 18~19。

如果把上面那两个句子用人能听懂的话复述一遍，就是说，你认识的人大多数都是你朋友的朋友，或者是和你同在一个公司、学校、组织机构里面的成员，而路遇邂逅这种情况同时存在，也会给你带来一些新朋友。此外，这个世界上人们认识彼此的方式，不外乎是通过“熟人介绍”或“具有共同关注”两种途径。

为什么我会忽然对这两个句子产生浓厚兴趣呢？起源于我最近在互联网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个人体验，而又很功利地归结到我必须认真面对的博士论文，二者叠加，所以就觉得自己必须提笔一记。

首先我想说的是互联网新媒体对传统社交方式的挑战。前几天，杜婷和我，以及我们最近正在捣鼓的Co-China系列被北风同学作为活案例，带去某个介绍新媒体运用的场合当教材。北风在介绍的时候提到web 2.0的两个重要概念：（1）以用户提供内容(UGC, user-generated content)为主的“自媒体”（信息载体），例如博客(blog)和微博客(micro-blog)；（2）以个人社会化网际网路为渠道的“私传播”（信息传播途径），例如email、google reader和twitter。

互联网打破时空疆界，让身处不同时空的用户既可以实时交流，又可以追溯彼此分享过的信息。自媒体与私传播的结合，强化了个人用户在信息过载的情况下过滤筛选自己所需信息的能力。同时，全球化(globalization)时代便利的交通和通讯，又大大提高了身处异地的朋友见面的几率，这样就使得网上认识的朋友，能够更加容易地在现实中碰面、聚会，进一步熟识。

举个例子：我和杜婷是今年六月初在一次聚餐的时候正式认识的，因为我们共同的朋友北风召集了那次聚餐。但是实际上此前杜婷就在豆瓣上看到过我写的帖子、书评以及我的博客内容；而我也曾经在几个月前另一次活动现场听过她和艾晓明老师的对谈。六月那次聚餐之后，我们在豆瓣上加对方为友邻，在twitter上相互follow，同时也在google reader上订阅了对方的博客和分享内容。后来几周里，又有一些朋友、网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因为种种原因途径香港，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聚餐和聊天机会。有了之前这些铺垫和相互了解，我们才会在八月初就声援公盟和许志永一拍即合，于是有了Co-China系列活动的最初设想。香港七百多万人，我和杜婷曾经在同一个校园里就读一年，却没有认识；但是通过互联网、自媒体、私传播、网友线下聚会等等一系列的推动，我们才得以结识对方，并且是准确地找到与自己志趣相投的朋友，对于价值观、政治取向、兴趣爱好等，都不需要经过太长时间的相处和试探，直接通过对方分享出来的信息即可判定。这是相当“非传统”的相识模式，也是很典型的非制度化(non-institutional)网络拓展。

在这个例子里，杜婷最初接触我，是通过用户提供信息的网站（豆瓣），并且是透过豆瓣网很特殊的“兴趣聚合人群”功能（即非常典型的assortativeness），接触到我的id，进而看到我分享出来的内容；而我最初接触杜婷，则是通过传统社交途径：我的一个朋友邀请我参加一场放映会，而杜婷也在。但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却并没有让我们真正认识，因为那时候杜婷并不知道我就是豆瓣上的“淡雪”，而我当时也根本不知道那个很健谈的戴黑框眼镜的姐姐叫什么名字。如果没有互联网，或许我们就会在那次放映会之后继续在同一座城市里彼此不认识。然而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做“网友”，比如北风。我也是通过豆瓣认识的北风，因为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冬季向日葵”，她邀请我加入“北风小组”（该小组现已被转为非公开小组）。后来在去年11月的广州中文网志年会上，北风的大胡子以及他从台湾穿回来的那件“警告警察国家”的黑色Tee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就捉着他拍了一张照，后来又在第二天的会场上一起用相机围观了国保。于是，通过豆瓣和中文网志年会，我跟我的网友北风认识了。于是这才有我和杜婷在今年六月北风饭局上的正式相识。这一整串故事几乎就是web 2.0如何聚合人群的最好注脚，传统社交方式与新媒体信息传播层次分明地次第出场，再加上全球化时代的交通通讯便利，兴趣相投的朋友便很容易认识彼此，并且走到线下，把酒言欢。至于后来我们在Co-China系列的组织筹备中如何通过各自社会网络对各种社会资本进行重新配置，那又是一个值得分析的案例，这篇文字只谈社会网络拓展，社会资本配置问题先按下不表（其实是我还没读够书，表不出来～囧）。

然而硬币总有两面。透过web 2.0时代的自媒体与私传播，我们能够更容易地找到“同类”，却也更容易在“同类”与“非我族类”之间搭建起森严的壁垒。恰恰是由于用户可以对自己获取的信息进行筛选，人总是更倾向接受与自己观点相近的内容，于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饭否（号称中文版山寨twitter，已于今年七月七日遭政府关停）上就出现了所谓的“时政圈”，“风花雪月圈”，“笑话段子圈”等等大大小小的“圈子”：一个只和闺蜜们分享私房菜烹饪的饭否用户，很少机会会去follow长平、笑蜀、艾未未这样的时政消息发布者；同样，一个对自由主义者切齿痛恨的热血毛派青年，也不大可能去follow连岳或者令狐补充，否则那纯粹是每天给自己找不痛快。这种用户圈在饭否被封之后，更加明显地转移到twitter中文用户群中，同时由于twitter是一个被GFW墙了的海外网站，因此不畏艰险翻墙上推的，大多数都是时政敏感用户，于是，twitter中文圈基本上就成为了最核心的中文时政发布平台。因为每个用户分享的信息只能有效到达他们的follower，因此这种私传播的模式便很容易使人们沉溺于自己享受的氛围中，两耳不问圈外事。当然并不是所有自媒体用户都绝对排斥与自己不同类的网友，但这里探讨的是一种在私传播上普遍存在的排他性。实际上，这种排他性在微博客风行之前的BBS论坛时代就早有体现，“乌有之乡”与“凯迪猫眼”的不共戴天就是例子，只是私传播能够更好地聚合拥有共同兴趣的用户，同时规避圈与圈之间的交叠，因而也就对圈子之间的壁垒起到了巩固作用。

上面谈的都是我的个人体验和互联网，接下来要说说这跟我的论文有啥联系。话说我的课题是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在上一次fieldtrip中做过最多深度访谈的群体是旅居或定居新加坡的中国学生，因此本文暂且只把讨论局限在学生这个群体身上。

新加坡的中国学生是一个庞大的人群，但是却没有任何公开数据能够提供这个人群的具体数字。由于新加坡政府在族群政治以及地域性国际政治中的微妙态度，高素质的华人人口是该国人口引入政策的最主要吸引对象，而同时这又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政府仅公布引入人口的总数，却并不提供按照种族划分的详细数据。根据访谈以及一些其他数据的线索，目前在新加坡三所公立大学就读的中国籍学生大约是三万余人，而算上中小学，就读中的中国学生人数约略为六万人——但是请注意，这并不包括所有已毕业并留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国公民，以及那些已经入籍新加坡的原中国国籍学生。而新加坡早在九十年代初，中新两国甫建交未久，便正式开始从中国输入不同年龄层的留学生，并且人数逐年递增。这些人才引进的项目已有长达近二十年的积累，旅新中国学生的人数规模可想而知。而这些中国学生又可以分为两大块：经由新加坡政府奖学金计划（Senior Middle School Programmes以及研究生奖学金）引入的学生（绝大多数入读了本地三所公立大学），以及自费留学新加坡的学生（以中小学生和私立大专为主）。这两个群体在其社会网络建构上有一定区别，但又通过一些本地留学生组织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交叠。

在这个庞大的中国留学生社群里，中国学生自成一格的社交互动已经非常明显。他们基本上只通过同班同系同学、校内社团、校友会等等方式结识生活在本地的中国人。与新加坡本地人（无论华裔还是马来、印度裔）以及外国人的交往都仅限于必要的学习和工作活动。即便是在这个多元族群的国家生活了十年或更长时间，他们身边最核心的社交圈子仍是以中国新移民为主，并没有与其他族群深入交往的愿望或需求。据说类似现象在其他国家的留学生群体中同样存在，但是新加坡的特点则在于，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是直接通过政府的对口引进政策输入的新移民（new immigrants）或旅居者（sojourners），这种有计划的移民引入政策，直接造成了这些旅新学生社会网络的形成，以及相关的社会资本配置(social resource distribution)都带有更多制度性(institutional)的特征，而非一般意义上中国海外新移民社区普遍存在的那种非制度性(non-institutional)社会网络运作。

从中国学生相互认识对方的方式上，我们可以很清晰地辨识出制度性的特征。获得政府奖学金资助来到新加坡就读大学本科的学生，他们在初到新加坡时需要接受为期一年左右的语言培训。在此期间，他们和同来的中国学生吃住学都在一起，彼此之间很容易建立起密切的伙伴关系。由于大家都是初到异乡，这种伙伴关系就显得尤其让人感到亲切，于是也很容易在各自入读不同大学之后继续得以维系。有了这个“圈子”的基础，他们在进入本科学习之后，又会将自己在各自院系里认识的新朋友带入原有的圈子，或是将原先在语言培训时认识的朋友介绍给新认识的中国留学生，因为大家常常组织聚会，以解乡愁。这些本科生也会逐渐升读研究所，于是又能够有效地将获得政府研究生奖学金资助、本科并非在新加坡读的那些中国留学生带入他们原有的圈子里。再加上CSSA、华新网、各大中国高校校友会等等组织，更多人加入进来，其中很重要的一批，就是在各个私立大专院校(polytechnics)就读的自费中国留学生。在这个过程里，新加坡政府的各种人才引入政策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影响，因为它们不断地为这个越滚越大的“中国学生圈”输送新人，并且欢迎旧生对新生提供各种帮助，因此整个圈子的社会交往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政府的人才引入政策，这些都是相当“有序”的社会网络组建方式，随机性很低。这就不同于其他那些由学校主导招生政策的国家，旅新的中国留学生是在一个很制度化的人才引进制度下建立起他们特有的社会交际网络。

同时，由于这个中国学生圈子的人数庞大，又不断有新成员加入，相似的背景为这些中国学生提供了良好的互动条件，使他们更深切地感受到共同文化的凝聚力(cohesion of common culture)。这种凝聚力一方面增强他们与圈内人互动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减低了他们与圈外人互动的兴趣。因为每个人参与社交的时间总是有限的，生活在这个圈子(enclave)里的人，只要这个圈子大到足以满足他们所有的社交需求，他们便会被内部的社交活动占据自己大部分时间，因而进一步巩固了这个圈子对外的壁垒。换句话说，有序性的社会网络建构方式是如此方便易行，以至于这些学生将自己通过随机方式认识新朋友的机会减到最低，这也就使得这个圈子变得异常稳定，同时生生不息。

与此同时，非常值得一提的是，web 2.0时代的跨国中华民族主义(transnational Chinese nationalism)得到空前鼓舞，因为各种用户提供内容的自媒体花样百出，并且通过私传播的渠道可以很有效地到达这些身处海外的中国学生。这种在线的文化慰藉往往能够很有效地为乡愁提供解药，让这些从小受到完整爱国主义教育的学生在网上取暖。他们通过开心网、校内网、facebook等等社会网络网站(SNS, social networking sites)跟国内国外的同学朋友互动，传递分享彼此认同的信息。同时他们又喜欢访问许多国内的大型论坛和新闻网站，比如天涯社区和新浪新闻，因为这是他们保持更新自身对中国新鲜事的最有效途径。然而这些服务器设在中国大陆境内的网站都受到严密的言论监控(censorship)，因而也只能表现出与政府口径一致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风格。这种风格却是与这些海外中国学生从小受到的教育相吻合的，所以相比起海外民运或港台媒体那些对中国政府持批判态度的内容，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往往更愿意接受来自中国大陆的信息。这一切与社会网络和信息传播有关的现象，最后反应在中国学生的身份认同上，就不难理解为何他们无论是否保留中国国籍，在文化认同上都毫无疑问地确认中国才是自己的“祖国”。

把话题拉回之前用“我和杜婷如何认识”这个案例谈论过的两个观点：首先，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社会交往的时空格局，又通过web 2.0时代的自媒体和私传播，让人们能够更轻易地从信息海洋中筛选自己想要的内容，也促成了更多“同类”网友的结识与互动；其次，这种信息过滤(information filtering)同时也带来社交圈子之间的更高壁垒，让人们耽于自己愿意接受的信息和社交世界。这两点映证在旅居/定居新加坡的中国学生身上，就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学生圈”如何依附于有序的社会网络建构模式（政府相应的人才引入政策所致），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随机性，同时又搭上互联网的便车，打破时空界限地成为跨国中华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终于导致中国学生这个群体无论是在社会交往上，还是在身份认同上，都成为了本地社会中的十分明显的一块族群飞地(ethnic enclave)。

花了四个多小时，终于把小本子上一页纸的临时记录码成一篇接近五千字的东西，我知道一定不会有人有兴趣全文看完…先这么着吧，不过我得说，这才是我喜欢的写作方式啊，尽管文中还有很多论述未能展开，现有探讨似乎还很浅，而且也有很多更详细的背景资料和数据没有补充进去……俺能继续俺这种很山寨的“伪学术”写作咩？囧～～～～

下午在回家的车上听到广播里在报新闻，陈水扁吴淑珍因国务机要费等案，一审被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并处罚金五亿元（新台币）。相关涉案人员如马永成、林德训、陈致中、黄睿靓等多人亦被判刑。因为是广播，所以没有任何画面，只有新闻稿一个字一个字地灌进耳朵里，新闻事件的历史感反而分外鲜明。

1989年，我在福州上小学一年级，对坦克和广场的画面完全没有记忆，以至于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总觉得“八十年代”是在我面前刚刚散场的电影，我无论怎样都只是从别人的口中听说，听说……2003年，我在北京读大学，那时候并不会翻墙，过的是开心网上那种腐败加八卦的生活，只是某天突然从电视上听说，董建华下了台，曾荫权接任，直到三年后来到香港，才又听说原来当年有过一次五十万人上街的抗议，让董建华的脚忽然很痛……于是我曾经跟朋友感慨，说，为什么我每次总是只能捉住历史的尾巴？

三年前，2006年的9月2日，我在网上看到施明德号召大家9月9日开始静坐和游行，表达反贪腐的倒扁诉求。这次，凑热闹的兴致突然爆棚，手里捏着三个月前办好的赴台另纸签证，我在电脑前面再也坐不住了。于是向老板告假，9月4日获准之后当天就在网上买了机票。9月7日凌晨两点，我到达台北，那时候机场还叫中正国际机场。接下来的一周，除了九月九参加“帕斯卡线”游行之外，我每日白天四处吃喝玩乐，晚间只要不是太累，就会跑去凯达格兰大道上淋雨（那些天几乎天天下雨），看施明德演讲，听小朋友背诵《礼运·大同篇》，跟着台上的胡德夫以及身边一同淋着雨的台湾人一起唱《红花雨》，还学着用闽南话、客家话喊“阿扁，下台”……那时候还没有“打酱油”这个典故，不然我可真要说，我就是去围观红衫军，顺带打酱油~~~~~^_^

那并不是我第一次参加街头社会运动。香港的六四维园和七一游行也是大型集会，但气氛却完全两样。香港人安静而秩序井然，连口号也喊得斯文含蓄，规规矩矩按时到达，活动结束排队离场；相较之下，台北街头虽然也是有序的游行集会，但是口号绝对搞怪百出，气壮山河，而且有小贩支起摊子，“倒扁槟榔”卖25块钱一包，或是左近的商家来派送羽毛扎成的玫瑰花，让大家随着台上唱歌的节拍挥动，还有人送来热腾腾的肉粽、盒饭，传给肚子饿的人充饥……一场抗议示威怎样都会变成民众的街头时政嘉年华会，于是我不仅吃过免费的肉粽，穿过他们提供的雨衣，而且甚至带回一支白色的羽毛玫瑰，今天还在我福州家里的鞋柜上摆着。半年多前，陈水扁被收押的那一天，我的一个朋友很郑重地跟我说，这件事情你是曾经有份参与的，因为你是当年走在台北街头游行的一员。当年他也给倒扁总部捐过100块钱，所以就半开玩笑地伸手过来和我握手，说，我们都有份。今天判决书出来，诚然还会有上诉和二审，但这判决毕竟也已经写入了历史。

其实2006那一年我过得丰富无比，六月第一次在维园点了蜡烛，七月第一次在街上喊出我要普选，九月就流窜到台北，第一次在街上看见数以十万计的人群，用标语和口号喊出要贪腐总统下台的诉求。这些体验有什么效果？当时的我并不可能预见。正如港人已经点了二十年的蜡烛，而六四至今尚未获得平反一样，我走在台北街头被太阳暴晒、坐在凯达格兰大道上被暴雨浇透的时候，我并不知道陈水扁和吴淑珍会在三年之后被判处无期徒刑。同理，当我在新西兰给郭宝锋写明信片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一周之后他就能回家吃饭；8月22日，当我和杜婷在Co-China第一场活动上向大家介绍公盟、许志永和明信片的时候，我们也并不知道，许志永本人竟然能够在8月30日就通过网络连线直接参与我们的第二场活动。

早一步抓住历史，或许只要坚持去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这话或许过分乐观，因为毕竟很多事情不可能有明信片一周或倒扁运动三年这样快的反馈；但是，昨晚有位令人十分敬重的长辈在聊天时多次强调：未来，是包括我们自己死后的未来。

那么，我们就试着看远一些又何妨？

第三场活动顺利结束。

连续三周，每周一场讲座，实在折腾得不轻。然而正如今天上午所写，心情却是十分愉快的。晚间散场后，潘小涛和张锐辉师生有事先走，闾丘，长平和我们一起到大排档去吃晚饭，同去的还有@LEMONed，@sidekickick，@lonsonlo，@wang_pablo，以及小X。仍然是北风最爱的鹅颈桥明记，仍然是嘈杂而且冷气不足的环境，也仍然是欢笑和啤酒，不知不觉便到午夜。

照例还是要感谢很多人。多谢香港互联网协会的Charles Mok帮我们租到场地，多谢香港公共专业联盟的Jim Chan连续两天协助我们测试调试设备，多谢几位讲者嘉宾拨冗出席，多谢柠檬专程从广州赶来做英文直播，多谢各位同学忙碌地帮忙拍照并现场上传，多谢@isaac远在欧洲还抽空帮忙解决我的flickr相册同步去twitter的问题，多谢@sk0207答应帮忙整理文字直播记录，也多谢冠续帮手各种琐碎无比的会前准备……还有，多谢各位不在现场却远程参与，一直在twitter上关注、留言并retweet的朋友！

这一系列的活动，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让我在整个过程中深深着迷。开始的时候只是模糊的想法，然而却迅速在大家的建议与协作中清晰起来，并且完整地落实。遗憾当然也有，但从实验的角度而言，毫无疑问这三场都是成功，并且不断进步——正如杜婷所说，我没有理由对这几场活动谦虚，因为这早已不是我们两个人的努力，而是很多人无私付出的叠加。

周日下午约了去杜婷家，回顾检讨前三场的得失，并且继续筹划接下来的第四场活动。目前我个人的希望，是未来的活动能够有更多网络参与互动，而不仅仅是单向的网络直播。我很期待，也敬请各位期待！

“中国良心与网络民意”系列活动，从8月10日开始规划，到今天下午已经要举办第三场了。这一个月，很折腾也很开心——折腾自己，折腾朋友，甚至折腾到许多原本并不认识的人，而大家都很慷慨地持续给予各种帮助，让这件事情能够真的以“跨地域协作”的方式一步一步完善起来。开心的是，不少人就是在这些折腾的过程中，从网上一个个或陌生或熟悉的id，变成了今天有说有笑的朋友。昨天下午，跟杜婷去金钟测试完设备出来，坐在太古广场四楼的Starbucks里，我说，咱俩正在努力深化我们在各位朋友心目中的恶魔形象，再这样折腾下去，大家以后看见我们俩一定都会躲着走……囧

上周日（8月30日）的活动之后，我们觉得需要有一个集中发布活动预告以及提供下载信息的平台，于是开始着手搭建系列活动的网站，Co-China Online，并于前天（9月2日）晚上正式公布。尽管看起来是个很山寨的站，好歹不需要大家再每次顺着杜婷和我的twitter去找那些七零八落的链接了，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感谢@isaac童鞋的大力支持（^_^）

今天下午的第三场之后，我们会用接下来的二十几天时间酝酿第四场活动。实际上，目前杜婷和我已经攒了三五个主题，但是为了不要仓促上马，我们决定一个一个来。我们下周早些时候将会公布第四场的内容，以及需要大家协作收集的素材，请大家继续关注和支持！

以下是今天第三场的活动预告：

「中國良心與網絡民意」系列之三：墻里墻外——兩地傳媒落差與公民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