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香港区议会选举（11月18日）的投票通知书，正在很兴奋地看，第一次独立行使我的选举权，真的很兴奋。

回想当年在北京读书的时 候，有一次选人大代表，班干部通知，某月某日几点到哪个教学楼参加投票，要带学生证身份证，不能前往投票的人要请室友代填选票——当时感觉自己就是个投票 工具而已，到了投票现场才知道候选人是谁。一共三个候选人，任选两个。从头到尾没见过候选人的竞选介绍，除了名字、所在院系和职称以外没有别的任何信息提 供给选民。另外，因为每个大陆学生读大学都要迁户口到学校所在地，所以规定每个学生都要去投票，结果就是我这个拿香港证件没有户口可言的学生也被赶去投票 了。。。其实我很好奇，照这个规定，那些外国国籍的留学生是不是也可以去投票？不过当时没有求证过。。。

今天收到政府寄来的资料一共四张 纸：一张是投票程序简介，告诉我什么时间到什么地点去投票，要带哪些证件，投票的步骤有哪些等等，背面附了一张很详细的地图。第二张是候选人简介，本选区 三个候选人的相片、个人资料及竞选政纲。第三张是一张窄窄长长的卡片，是正式的“投票通知书”。第四张是廉政公署发出的“选民须知”，警示不可以参与任何 选举舞弊行为，并提供详细的举报方式。

看到手里这四张纸，回想几年前那次投票，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个“公民”，而不是其他人的“当选工具”。所谓的公民教育，如果只是把人当工具来对待，又谈何成效呢？

三天前，图书馆门口的开心公园就每晚锣鼓喧天，学生们像模像样地排演着舞龙，校长徐立之教授穿着短袖T恤，跑前跑后协助调整表演效果。我和几位研究生班的同学经过，每次都忍不住猜测：究竟是哪位大人物要来港大，竟如此大费周章地排练演出？

昨晚午夜过后，我从研究室走回宿舍，看到校园里几处平台上依然热闹无比，本科生们忙碌地装饰着各自的展位。再次路过开心公园的时候，一个讲台幕景已然布置妥当——原来，这个周末是港大的本科生资讯日暨公众开放日。

今 天中午时分，在校园里走动，已经很难避开汹涌的人潮了。新入学的本科生、应届高中毕业生、学生家长……甚至还有十岁左右的小朋友，夹在人群里，眨着大眼睛 兴奋地看热闹。路过黄克兢平台，那是理工科系的地头所在，于是就看到五花八门的展示品和展示图片：人造心脏、不同成分的溶液、一部小巧的汽车、跑来跑去的 机器人……乃至一架庞大的飞机引擎。一张张年轻的脸庞闪烁着好奇的神色，指指点点，评头品足。图书馆里，“张爱玲的香港传奇（1939-1941）”仍在 展出，《谈〈色戒〉》的手稿、不同时期的个人证件与相片、入读香港大学学生记录表……并且这个周末公众无需预先登记，就可以自行进入馆内参观。几乎每一条 走廊的每一面墙上，各个院系的宣传海报都贴得琳琅满目，其中还有不少为这两天的开放日而特意举办的讲座。

我的思绪陡然回转，五六年前，在 北大，同样是本科生资讯日暨公众开放日，我那时看到的是什么？南门内的槐树下，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来，两列木质办公桌面对面地在路两边摆开，两列大大的红旗 也面对面从每张桌子后面高挑出来，上面用白字写着不同的院系名称。每个院系的桌子后，坐着若干位教务人员或学生会干部，桌面上凌乱地堆叠着各自的宣传单 张。桌子与桌子之间的区别，仅在于旗子上的字，和桌面上的宣传单内容。来访者，几乎清一色是四十岁左右的男女，或许手里还拖着一只细瘦的胳膊，胳膊的主 人，则透过大大的眼镜茫然地看着这喧闹的一切。百多家学生社团也是北大的特色，因此照例是要拉出来陈列的。不过我却在我们社团的展位上，亲耳听到一位母亲 不耐烦地对女儿说：“看什么看，别学他们不务正业！这边走，我们还差XX专业的招生资料没拿，不知道他们明年的录取线是多少……”

这大 学，究竟是为谁而开？是社会，是公众，是学生，还是录取分数线？如果说开放日展示资讯的作用仅止于预估“明年的录取分数线”，学生进入大学的目的，又是什 么？大学是有血有肉的地方，是每一个学生要生活四年的地方。公众开放日，是让学生来了解大学，让他们来看到一个真实的校园，看到大学里的每一个专业究竟都 研究些什么，哪些是他们感兴趣的，哪些是他们不感兴趣的……念大学，毕竟是学生自己的事情，这资讯这选择，难道不应当交还给学生自己吗？

这期南周“自由谈”中的《用脚投票：从土著到国民》 清晰地点出公民应拥有“选择离弃一个社会”的权利，同时明确指出户籍制度和单位制度对公民自由的不合理制约。然而，现实的中国社会也正如作者所说：开放社 会正在形成，用脚投票的机会正在增加——换言之，这个社会还不是十分开放，而公民用脚投票的机会仍十分有限。可是这些流动中的中国人口，真的是为了“用脚 投票”而背井离乡吗？

诚然，城乡二元户口结构如今已很难再像三十年前那样严格地限制人口流动；但是城市，尤其是大都市的居民进入壁垒仍然森严——公民要去到北京容易，但要想享 有北京市民的待遇，却困难重重。而这种“市民身份”的差异又导致了五花八门的歧视：非北京户口的大学毕业生在就业、买房买车乃至配偶选择上所处的种种劣势 已经足够说明问题，遑论农民工的境遇。因此，选择离开家乡去到另一个城市生活的中国人，大都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机会。至于是否能够取得客居城市的户口，那就 要看各人的机缘了。

除了国内的城际流动，跨国人口流动亦是“用脚投票”的一种出路。从绝对数据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出 国，并取得外国公民身份的人数是逞上升趋势——这未必说明这些人在“逃离中国”，因为人本应具有选择国籍的权利，而八十年代之前，中国公民的这一权利其实 遭受了严重的侵害，所以如今这上升的数字，不过是说明中国的公民权正在恢复一个正常状态而已。

但是，全球化浪潮中的国家依然对公民的国 籍变更有着谨慎的限制，更何况国际反恐已是各国关注的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口的移入和移出均受双方政府的审查，并不能够实现理想中对国籍的“自由选 择”。因此，“非法出入境”及“逾期居留”便成为不少人的出路。在福建和浙江，人们依靠长期移民传统建立起的社会网络移居国外，以日本、北美、欧洲为主要 目的地；在东北，大批的下岗工人也加入到跨国移民的行列中来，南韩、北美和东欧是东北新移民的重要聚居场所。

这些新移民，大都不是为了 寻求民主而出国，他们的目的只是更高的生存机会和经济收益而已。他们的出国途径也是奇招百出，往往令目的地国家的移民管理机构头痛不已。这些笼统都可称作 “非法出国”的新移民，他们其实是跟随着全球化经济的节拍，在跨国空间里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坐标。然而，其实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真正获得客居地的公民权， 真正反映出“用脚投票”的效果。更多的人，只是客居地的“黑户”，或是拥有客居地居留权的中国公民，对于这些人而言，除了经济利益，他们实际上放弃了自己 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权益，同时也并不能获得客居国的相关权益。

不过，在中国，无论是国内移民还是国际移民，人口迁出地的政府往往并不会 收紧限制人口流出的政策，睁一眼闭一眼才是常态。其实这也很好理解：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2006年的报告显示，移民往家乡的汇款往往是他们家乡社会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而大量的人口迁出，则显著减轻了当地就业市场的压力。面对源源 不断的移民汇款，和有利于当地社会稳定的低失业率，政府又何必限制居民迁出？因此，尽管中央政府屡屡要求严打非法出境，地方政府依然故我，出国浪潮继续汹 涌。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国内的人口流动还受许多移入地政策的限制，而出国潮却在从南到北的不少沿海地区暗潮涌动。但是这些国内国际移 民，其实大都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并非为了表示对原居地的不满而“用脚投票”。改革开放的确为中国建立一个开放社会确立了重要的保障，但如果单从人口迁移 这一现象就解读出“移民是在用脚投票”这个结论，似乎有些书斋里的牵强了。

本文刊於《蘋果日報》2007年10月24日「探針」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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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在太空成立一個黨支部，那或許是世界上最『高』的黨支部。就像國外的航天員也有信仰一樣，中國的航天員信仰共產主義，這是一種精神力量。」 ──楊利偉

十 月十三日開始，是伊斯蘭教的開齋節。在穆斯林人口佔多數的馬來西亞，今年這個節日不僅有宗教味，還渲染上濃濃的「太空味」──馬來西亞的首位太空人舒凱 爾，於十月十日搭乘俄羅斯太空船升空，是全球首位穆斯林太空人。為了這個榮耀，馬來西亞宗教機構特意召集科學家和回教學者，制訂太空禮拜守則，如應朝那個 方向朝拜才算「面向聖城麥加」等等。甚至專門出一本手冊，據說是世界上第一部有關穆斯林宇航員在這方面的指南。

或許一周前，我們這些世俗的中國人還可以把以上新聞當成異國笑談，然而，當國人一直引以為豪的「中國首位太空人」亦有過如出一轍的言論後，我們還笑得出來嗎？

楊 利偉說，將來中國有了太空站，執行飛行任務的航天員也會堅持在太空過黨組織生活。楊作為十七大代表，面對媒體表達自己的「信仰」本無可厚非；而他所憧憬的 「太空黨組生活」，又是基於目前中國航天員大隊十四名隊員都是共產黨員的前提，乍看並無不妥。但是，太空船燒著舉國稅金升空，太空人的「最『高』組織生 活」真的必須如穆斯林朝拜般一絲不茍？大陸全體納稅人，難道要為了尊重這些共產黨員信仰，而同意他們耗費昂貴的太空資源來進行信仰儀式？現在各地黨政領導 只是包機包車包酒店到國內外旅遊勝地去「開會」，未來是不是更有理由包下航天飛機，去地球以外「考察調研」？

或許，未來的太空裡，還將飄蕩 「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以及「和諧社會」的紅底白字條幅。